关键词：大臣

袁盎（约前200年—前150年），《汉书》称爰盎，字丝，汉初楚国人，西汉大臣，个性刚直，有才干，以胆识与见解为汉文帝所赏识。 袁盎有较浓厚的儒家思想，强调等级名分、按“礼”行事，不能有僭越行为。为人敢言直谏，后因此触犯汉文帝，被调任陇西都尉，后迁徙做吴相。汉景帝即位，吴楚七国叛乱，袁盎奏请斩晁错以平众怒，官拜太常，出使吴国。叛乱平定后，封为楚相。后因反对立梁王刘武为储君，遭到梁王忌恨，为刺客所杀。 人物生平 为人正直 袁盎是楚地人，他的父亲从前是个强盗，后来迁徙到了安陵。吕后时期，袁盎做了吕禄的家臣。汉文帝即位后，其兄袁哙保举他，他便被任为中郎。 绛侯周勃诛灭吕氏有功，被文帝封为丞相，周勃因此甚为得意。文帝对待周勃非常恭敬，群臣朝觐退朝后，经常亲自目送他下朝。袁盎因此进谏，问文帝："陛下认为丞相是怎样的人？“文帝回答说：”丞相是匡扶社稷之臣。袁盎说：“丞相只是功臣而已，不能被称为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应该是与陛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在吕后掌权时，诸吕胡作非为，擅自称王，刘氏的局势危急万分。而当时周勃身为太尉，掌握着兵权却不能反正。而等到吕后去世，群臣共同讨伐诸吕时，周勃掌握兵权，顺势而为而已。因而只能称作功臣，不能称作社稷之臣。周勃每每有骄横欺主之色，而陛下却谦虚退让，毫无君臣之礼，臣私下里认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   文帝接受了袁盎的建议，群臣上朝时，逐渐威严起来，周勃慢慢也开始对皇帝产生了敬畏。周勃因此怨恨袁盎，不久，遇到了他。就对他说：“我与你的兄长袁哙有交情，今天你这小子却在朝廷毁谤我。”袁盎毫不退让，并未因此道歉。后来，周勃因故被罢相，回到封地，有人上书告他谋反，被召进京城关押在狱中。朝中的王公大臣都不敢替他说情，只有袁盎申明周勃无罪。周勃出狱后，感念袁盎出力颇多，乃与他结为挚友。   妙算刘长 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淮南王刘长自封国入朝觐见，擅自杀死了辟阳侯审食其。袁盎对文帝说：“诸侯王太骄横霸道必生祸患，可以适当削减他们的封地。”文帝不听，淮南王愈加蛮横。   文帝六年（前174年），棘蒲侯柴武的世子意图谋反，事发被诛，牵连到了淮南王，文帝将其贬到蜀地，以囚车押送。   袁盎当时任中郎将，便劝谏说：“陛下向来骄纵淮南王，不加以限制，以致酿成如此境地，如今又突然摧折他。淮南王为人刚直，如果在路上遇到风寒而死在半途中，人们就会认为陛下不能容人，背负杀弟之名，到时怎么办呢？”皇上不听。让囚车继续出发。囚车行至雍地，淮南王就病死了。文帝得知消息后非常悲伤，为之绝食。袁盎入见，宽慰文帝说：“您在任代王时，太后患病，三年里您尽心服侍，亲尝汤药，曾参尚且感到为难，而您做了，孝道超过曾参太多了；诛灭诸吕后，您由代国进入凶险难料的京城，即使是孟贲、夏育的勇气也不及陛下；群臣推荐您做皇帝，陛下推辞了五次，而古时的贤人许由也只推辞了一次，陛下超过许由四次啊。陛下这三件事均高于世人，不须担心名声被毁。   况且，陛下贬谪淮南王，本是为了让他改过自新，是护送官员不慎导致淮南王病死，罪不在陛下啊。” 文帝听了袁盎的分析，略感宽慰。问他该怎么善后呢？袁盎随后建议妥善处置淮南王的子嗣，文帝听从，便将淮南王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此事过后，袁盎在朝廷中名声大振。 直言劝谏 谏帝之好 宦官赵同（即赵谈，司马迁为避父讳写作赵同）仗着文帝的宠信，经常在文帝面前造谣中伤袁盎，袁盎忧愁不已。袁盎的侄子袁种劝袁盎在朝廷上公开羞辱一下赵同，以防止赵同继续毁谤。一天，文帝坐车出行，赵同在车上服侍。袁盎便跪在马车前，向文帝进言说：“皇上，我听说能和您一起坐在乘舆上的人，都是英雄豪杰啊，如今大汉虽然缺乏英雄豪杰，可是陛下现在怎么和一个太监坐在一起呢？”文帝闻言大笑，就立即让赵同下了车。   文帝从霸陵上山，打算从西边的陡坡飞车而下。袁盎担心文帝安危，就策马紧挨皇帝的马车，挽住缰绳，文帝问道：“怎么，难道将军怕了吗？”袁盎答道：“我听说千金之子，不会坐在屋檐下，百金之子，不会倚在楼台的栏杆上，就是害怕发生危险；圣明的君主不应该在危机中心存侥幸。今陛下驾着快车，飞驰着奔下峻山，如果马惊车败，陛下纵然不爱惜自己，但又怎么对得起高祖和太后呢？”文帝听后，就放弃了飞车下山的打算。   谏妃之宠 慎夫人很受文帝宠幸，在内宫常和文帝、窦皇后同席而坐。一次，文帝到上林苑游玩，窦皇后、慎夫人跟从。等到就坐的时候，郎署长布置坐席，袁盎就把慎夫人的坐席向后拉退了一些。慎夫人生气，不肯就坐，文帝也很生气，就起身回宫了。事后，袁盎劝谏文帝：“臣听说尊卑有别，内宫上下才能和睦。如今陛下已立皇后，慎夫人只不过是个宠妾，妾怎么能和主同席而坐呢！这是失却尊卑啊。且陛下宠爱慎夫人，就应该厚加赏赐。如果尊卑不分，名为宠爱，实则害了她，陛下难道不知道戚夫人被吕后做成“人彘”的事吗？”   文帝这才高兴，并把袁盎的话告诉了慎夫人。慎夫人就赐给袁盎金五十斤（当时所说的“金”为铜）。   出外为相 袁盎因多次直言劝谏，不能久留京城，被调任为陇西都尉。到任后，袁盎对士兵们非常仁慈，爱护有加，士兵们都争着为他舍身效命。不久，袁盎调任为齐国丞相，不久，又调到吴国为相。袁种在送别袁盎时对他说：“吴王刘濞骄横欺主已经很久了，常有反心。你如果想要弹劾他，吴王如果不上书弹劾你，就会杀你了。南方潮湿，你每天只管饮酒度日，不管事务。时常规劝吴王不要谋反就行了，这样才能不被杀害。袁盎采纳了他的计策，吴王果然厚待了袁盎，并未加害。不久，袁盎告老还乡，路上碰到丞相申屠嘉，便下车行礼拜见，申屠嘉只是在车上表示谢意。袁盎回到家里，觉得在下属官吏面前感到羞耻，于是到丞相府拜见申屠嘉。   申屠嘉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接见袁盎，态度非常傲慢。袁盎便说：“希望别人回避，单独会见。”丞相说：“如果你所说的是公事，请到官署与长史掾吏商议，我将把你的意见报告上去；如果是私事，我不接受私下的谈话。”袁盎就跪着劝说道：“你作为丞相，请自我衡量一下，与陈平、周勃相比，你怎么样？”丞相说：“我比不上他们。”   袁盎说：“好，你自己都说比不上他们。陈平、周勃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做了将相，诛杀诸吕，保全了刘氏天下时，您只是个脚踏弓弩的人，后来提升为队长，积功做到了淮阳郡守，并没有出谋划策、攻城夺地、野外厮杀的战功。再说陛下从代地来，每次上朝，郎官呈上奏书，他从来没有不停下车来听取他们的意见的，意见不能采用的，就搁置一边，可以接受的，就采纳，从来没有人不称道赞许。这是为什么呢？是想用这种办法来招揽天下贤能之士。皇上每天听到自己从前所没听过的事情，明白以前所不曾明白的道理，一天比一天英明智慧；您现在自己封闭天下人的口，而一天天更加愚昧。以圣明的君主来督责愚昧的丞相，依我看，你遭受祸患的日子不远了啊！”   申屠嘉于是拜了两拜，说道：“我是个粗鄙庸俗的人，就是不聪明，幸蒙将军教诲。”申屠嘉引袁盎入内室同坐，把他作为上宾。   议杀晁错 袁盎和晁错素来不和，一方在，另一方就离去，二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说过话。汉景帝即位后，晁错任御史大夫，就派人查袁盎任吴相时所受吴王刘濞的财物，要论罪处罚，景帝诏令赦免袁盎为平民。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叛乱，晁错听闻消息，认定袁盎收受刘濞恩惠，必定知道其预谋，就与下属丞史商议，打算趁机打击袁盎。丞史不同意，晁错因此犹豫不决。   袁盎得知消息后，非常惶恐，连夜求见窦婴，说明吴王反叛的原因，请求面见景帝当庭对状。窦婴禀告了景帝，景帝便召见了袁盎。袁盎进宫后，发现晁错在场，就请求景帝屏退旁人。晁错出去后，袁盎献策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了晁错并想要恢复原来的封地；只要斩了晁错，赦免吴楚七国的罪行并恢复他们原来的封地，就可以兵不血刃的消除叛乱了。”   景帝采纳了袁盎的建议，便封窦婴为大将军，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出使吴国 晁错被杀后，袁盎以太常的身份出使至吴国。吴王打算任命袁盎为领军将领，袁盎不肯。吴王便派一名都尉带领五百人把袁盎围困在军中，想杀死他。围困袁盎的校尉司马，曾经是袁盎的从史，因私通婢女，畏罪潜逃，袁盎驾车追上后，并未处罚他，反而把婢女赐给了他，仍旧叫他当从史。校尉司马知恩图报，就变卖随身财物，灌醉了守城的士兵，乘着夜色，割开营帐，救出了袁盎。袁盎得救后，步行了七八里，天亮时，遇到了梁国的骑兵，就借马逃离了吴地，将出使吴国的情况报告给了景帝。   遇刺身亡 叛乱平定后，袁盎被任为楚相，不久，因病辞官，闲居在家，景帝仍常派人向他寻计问策。   景帝想立梁王刘武为储君，袁盎得知消息后，就进言劝谏，中止了这种议论。梁王因此怨恨袁盎，派人前去刺杀他。第一个刺客来到关中后，打听袁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众人都赞不绝口。刺客就放弃了刺杀的计划，并提醒袁盎以后还会有十多批人前来刺杀，要他小心戒备。袁盎心中很不愉快，家里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怪事，便到棓生那里去占卜问吉凶。回家的时候，在安陵城门外面，被随后派来的梁国刺客刺杀而死。   袁盎的故事（轶闻典故） 袁盎任楚相被罢官后，在家里面待着，斗鸡走狗，游山玩水，和洛阳游侠剧孟是好朋友，当时安陵有个富人劝他说：“剧孟是一个赌徒，赌博的人你不要和他来往。”袁盎说：“剧孟虽然是个好赌博的人，但是你知不知道，剧孟的母亲死的时候，前来送葬的车子有上千辆，这个人如果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缘？再说，谁没有危难的时候呢，一个人有了灾难，上门求救，能够不以父母在家为借口，不以生死存亡为托辞的，天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季心，一个是剧孟。如今你的身边经常跟着几个护卫，但一旦有危急之事发生，他们可以倚仗吗？”袁盎骂完这个人，从此不再和他来往。众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很称赞袁盎。 史书记载 司马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班固《汉书·袁盎晁错传》 人物评价 司马迁：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 司马贞：袁丝公直，亦多附会。揽辔见重，却席翳赖。晁错建策，屡陈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国泰。悲彼二子，名立身败！   李德裕：袁盎、汲黯，皆豪侠者也，若非气盖当世，义动明主，岂有是名哉？   罗隐：汲黯袁盎，以忠谏而屡出；籍孺韩嫣，以侫幸而益重。   契嵩：夫谏争自古罕有得其所者，汉之善谏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尚忤触人主所不陷其身者。   洪迈：袁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报私怨，初非尽忠一意为君上者也。尝为吕禄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礼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语，谓勃不能争吕氏之事，适会成功耳。致文帝有轻勃心，既免使就国，遂有廷尉之难。尝谒丞相申屠嘉，嘉弗为礼，则之丞相舍折困之。为赵谈所害，故沮止其参乘。素不好晁错，故因吴反事请诛之。盖盎本安陵群盗，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王夫之：晁错忠于袁盎，而居心之厚薄，则不若盎也。   蔡东藩：惟袁盎借公济私，当国家危急之秋，反为是报怨欺君之举，其罪固较错为尤甚，错死而盎不受诛，错其原难瞑目欤！   易中天：袁盎是一个很正直、很正派的人......是真正的‘士’，堪称‘无双国士’。 陵寝墓地 据《太平广记》记载，袁盎的墓被广川王刘去发掘，其中棺椁皆为陶瓦材质，陪葬品只有一面铜镜。 艺术形象 2004年电视剧《汉武大帝》：赵刚饰演袁盎 2011年电视剧《大风歌》：焦长道饰演袁盎 礼治思想 礼本来是中国古代社会基于血缘宗法关系的一种产物，后来懦家提出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的礼制规范。礼的作用就是要使上下、尊卑等级分明，不同等级的人们都要按照礼对不同等级所作出的行为规范行事，如果违反了这些行为规范，那就会出现“上下踳逆，父于悖乱”的局面。 袁盎为人敢言直谏，有较浓厚的儒家思想，他强调等级名分，要求人们都按“礼”的规定行事，不能有僭越行为。袁盎对尊卑礼节有着浓重的情节，劝谏文帝维持帝王的威严、拉退慎夫人的坐席、阻止宦官和文帝同车而乘等都是礼治思想的体现。在景帝立嗣的问题上，窦太后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小儿子梁王，而不是景帝的长子武帝，她为了使之正当化，解释为“殷道亲亲”，即“兄亡弟及”的原则；袁盎则大力反对，他认为以嫡长子继承制的“周道”没有传给兄弟的说法，阐明传位嫡长子才是汉王朝的传统，最终瓦解了窦皇后的立嗣意图。 袁盎以直言劝谏的形式，和陆贾、贾谊等人一起奠定了汉初的儒家治国理念，成为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先声。

徐溥(1428年~1499年)，字时用，号谦斋，南直隶宜兴县洑溪(今江苏宜兴宜城镇溪隐村)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弘治五年八月至十一年七月(1492年-1498年)任当朝首辅一职。性凝重有度，居内阁十二年，从容辅佐，爱护人才，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安静守成。卒年七十二，谥文靖。徐溥撰有《谦斋文录》四卷(见《四库总目》)传于世。是吴俨的舅舅。 (概述图片来源:清代修《江苏宜兴翰渎徐氏宗谱》 ) 人物生平 天资聪慧 徐溥自幼天资聪颖，读书用功。他8岁进私塾念书，就把圣言要语、经典法言抄录汇集成册，随身携带，供作平时阅读。塾师见他口袋总是鼓鼓的，疑是玩物，便责他贪玩。取出看时，原来是他抄录的"圣贤要语录"。塾师非常惊异，问明原委，颇觉自愧，即对其父渔隐公说:"你儿乃是神童异才，我不能为其师。"遂请辞而去。 徐溥储豆 少年时代的徐溥性格沉稳,举止老成,他在私塾读书时,从来都不苟言笑。徐溥还效仿古人,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是说出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便往瓶子中投一粒黄豆;相反,若是言行有什么过失,便投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就不断地深刻反省并激励自己;渐渐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他就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久而久之,瓶中黄豆越积越多,相较之下黑豆渐渐显得微不足道。直到他后来为官,一直都还保留着这一习惯。 高中榜眼 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徐溥廷试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宪宗初，选拔为左庶子，再升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拜礼部右侍郎，不久转左侍郎，后改吏部。孝宗即位(公元1487年)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宰相)，进礼部尚书。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晋升为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任首辅。弘治七年，加少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弘治十一年二月，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 入阁辅政 徐溥入阁初期，正处于万安、刘吉弄权之后，为了稳定局势，徐溥严守成法，与同僚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同心协力，辅治朝政。如孝宗刚继位时，鉴于宦官势力上升，曾革除了许多太监的官职。其中原钦天监监正李华因帮昌国公张峦选了一块坟地，孝宗就认为有功，要恢复他的官职。徐溥等加以抵制，认为此例一开，佞人又要纷纷钻营求官，碍难执行。又如，在安南(今越南)攻扰边境时，孝宗欲遣大臣前去处理。徐溥等又劝谏道，"外邦相侵，由有关衙门发令处理足够了，不需要陛下亲自派使臣去。如安南万一不予理睬，为了维护天子的尊严，我朝势必要征调大军远途去征讨，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事情会闹大。"孝宗也就没有派使臣前去。 孝宗自弘治八年后，渐渐懈怠，懒于理政。徐溥曾多次进谏说，如今奏章批答不及时，有的公文竟稽留数月而不理，或者不施行，政事壅塞，应当依照旧制，除了每日朝堂奏事外，遇有重要军政事务，宜随时允许上奏，陛下也应经常召见儒臣询问国事。 孝宗一度信用宦官李广，好道家神仙之说，并大事烧炼、设坛祭祷。徐溥又曾多次上奏，以唐宪宗偏信好讲神仙方术的柳泌服用丹石而亡、宋徽宗崇尚道学以致亡国的教训，劝谏孝宗疏远奸佞，勤政爱民。 爱护人才 徐溥很爱护人才，常说，"要造就一个人才不容易，不能以一些小过就弃而不用"。他凡见人有小过，总是谆谆善诱，耐心教育;每遇大狱或言官因进谏而被逮捕，总尽力相救，使大多数人得以幸免。 徐溥平生乐善好施，对乡里族人关怀备至，而自己生活则很俭朴。他仿效宋代范仲淹义田之举，叫他二弟复斋到京城商量置办义田，以赡养宗族。他决定将自有田产800亩作为义田，分给族里村人耕种，如遇灾荒，减租免征，并开义仓赈济，凡乡里族人遇有婚丧之事或遭意外灾难，均有补急救济。还聘请塾师，兴办义学，凡徐氏子弟和村里贫家子弟，一律免费入学。又在进城的袱溪河口设置渡船，雇人摆渡，方便行人，乡人称之为"徐氏义渡"。 为官清廉 徐溥在朝为官多年，没有在北京城里建造府第，直到将要告老回乡时，才由家人在故里建造一所住宅。弘治十年，徐溥因年届70古稀，向皇帝求退，皇帝竭力挽留。翌年，他因目疾严重，再次要求告老退休。九月，徐溥以"四朝元老"的殊荣奉旨南归。到家后，他不顾双目失明，首先命两僮搀扶着他在整个宅第转了一遍，并用双手抚摸着每座墙壁和每根楹柱。家人问:"相爷何必如此?"他说:"我是怕儿辈们把宅第造得太华丽啊! 只要能住就可以了。"一日，徐溥由家人扶着在门外散步，忽然问道:"门外原是东南山乡上城大路，怎么听不到车履之声?"家人告诉他:"为了相爷能安静休息，故把大路迁到河的对面去了。"徐溥听了，勃然大怒，喝问:"这是谁的主意?怎能为我个人的安逸，而劳乡亲们绕道而行呢?"他即命恢复大路于相府门前。民众无不赞叹。 四朝宰相 徐溥，四朝宰相，多不易啊。皇上终于恩准他告老还乡了。他记得离开京城的那一天，是一个薄雾淡阳、阴晴不定的早晨。紫禁城沉重的红色宫门打开了一道缝隙，这是皇上给他的极高荣誉。几千年来，即使是得到皇帝的特别恩准得以"瞻仰天颜"的帝国功臣，没有一个不是早早地穿戴好表示自己官阶的锦绣蟒袍，天色未明之时就候在宫门之外，紧张地等待着宫门里那些皇家侍卫呼叫他的名字。这样的时刻，即便是统领数十万军队、征战于遥远疆场的强悍无比的将军，也会由于恐惧而双腿颤栗。如果皇上咳嗽一声，跪成一片的金銮大殿上的百官们会齐崭崭地打一个冷颤。 对于走出紫禁城的徐溥来说，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伴君如伴虎，是老百姓的说法;其实大内里的胜残去杀，足以把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变成精神上的侏儒。游宦40余年，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皇帝，见过了太多的朝廷变故、人事代谢，徐溥早就腻烦了熙熙攘攘、刀光剑影的官场。是的，帝国的体制就像一个巨大的阴魂，它攀附在每个人的身上;你可以击溃一个政敌，却永远不可能战胜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像长城一样厚实严密的伦理与朝纲，已经形成了一个精密的理论与运作体系，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不可能不就范顺从。过了70岁，眼睛老花了，两个膝盖也跪不动了。做官之人，如果连上朝跪帝的力气都没有，还怎么分出心思来斡旋于翰林呢?他战战兢兢地去向皇上乞恩告退，那天皇上高兴，龙颜一直是开着的。老生姜了，不能走，你办事，朕放心;刮风下雨的日子，朕准你不必上朝。 阁老出了一身汗，但赶紧得见好就收了。日头一落山，天就要暗下去;潮，早该退了。是一个冥冥之中的声音在提醒他。 弘治十一年(1499年)，皇太子出阁，加授他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华盖殿大学士。徐溥已经被推到了权力与荣誉的巅峰。这一年他的眼睛坏得厉害，基本上不能看文件了;写字的手老是哆嗦。又去跪见皇上乞准回乡。皇上叹了一口气，用他的朱砂笔极不情愿地画了一个圈。 告老还乡 自由了。把泰山一样沉重的朝服放在一边，徐溥一定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终于平安地降落;画这个圈，用了毕生的精力，画得好累啊。 总是在断断续续的残梦里隐现的故园江南，就在眼前了;古城宜兴郊外的溪隐村，那陌上青青的老家，一直在他灵魂的深处招摇着还乡的旗幡。从此可以悠游于竹篱茅舍，有泉石天籁伴随着桑榆晚景，那才是皇帝也过不上的神仙日子呢。 这一天黄昏降临的时候，被别人尊为"阁老"的徐溥，以他颤巍巍的老迈之身，终于扑进了故乡的怀抱。 在朝为官多年，徐溥没有在京城建造府第;回家了，该有个安身之所吧。平生积蓄的银子不多，阁老大人只在县城东南的溪河畔建造了一座住宅。里人以他祖辈累世积德，将此宅定名为"世德堂"。他跨进门去的时候没有喧闹的乐队和震天的鞭炮。当地迎候的官员也被劝回去了，接风洗尘的宴席也被取消。天色微暗，阁老目力不济，基本上看不清什么东西。只觉得宅院深深，好像过于奢华了些。老人家在两个小童的搀扶下，沿着宅第转了一圈，并用双手抚摸着每一堵墙壁和每一根楹柱。他向着北方喃喃自语:"皇上，臣罪该万死，栖身之所茅庐即可，如此奢华则寝食不安矣!" "从今日起，老夫就是一个普通百姓。"还说了一些司马温的家训之类，下人听得半懂不懂。第二天清晨他起得很早。江南的秋天没有北方寒冷，湿润的空气里还带一点清香;缓缓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比走在宫殿里的青砖地上要舒坦得多。虽然视力模糊，他依稀能感受到秋天丰富的原色与万物生命的蓬勃。脚下那无拘欢快的溪流消解了太多的清规戒律;林丛中那些晃动跳跃的树叶述说着生命的欢愉;绸缎般的阳光平均地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尘世间的富贵在这里变得脆薄。一路走去，在田塍上劳作的农人们看见他纷纷一头跪下了，原来这里是他的"义田"，早在弘治二年，他的二弟复斋先生就进京和他商量置办义田，以赡宗族之事。他把自己名下的800亩良田作为"义田"，分与族里村人耕种。如遇饥荒，则开义仓赈济，凡乡里族人，遇有婚丧大事或遭受意外灾难，均有补急救济。 庄稼成熟的香气扑面而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阁老在这里有些陶醉了。 一日，徐阁老在家门外散步，四野悄然，不似往常，这里原是蜀山、大浦等地乡民上城必经之路，今日为何这般静寂?家人答曰:为了能够让相爷安静休息，所以把大路改道到河对面去了。阁老闻之大怒，既令恢复原路。乡民们无不为之赞叹。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早年京城的一位同僚曾经送他一幅画，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那可是国宝级的极品。他多次戴上老花镜，细细端详这幅画，每次都会一阵阵地激动而沉浸在画的氛围之中。但今天他想到的是，应该把它送回京城，物归原主了。所谓"原主"，是他原来的同僚李东阳，画上有李东阳的叔祖李祁的题跋。阁老命他的孙子专程携画赴京，此后一个多月，他一直耿耿于心。有一天傍晚，孙子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看了李东阳充满感激和挂念的亲笔信，他才放下一颗心。今人大约不会知道，《清明上河图》原来一直在这位退休的宜兴籍宰相手里藏着。在徐阁老博大的胸怀里，不属于他的东西，哪怕金山银山，他也不会染指。 接下来的日子，他去了古城东门外的洑溪河口，这里河水汹涌，河面宽阔，过往行人殊多不便，他出银子设置了一条能坐8人的摆渡船，这里便有了"徐氏义渡"的美称。 义田，义渡，义学，义仓，义庄……一个帝国体制外的温情的阁老，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尽情释放着他的人格魅力。他一生不喜欢钱，每日吃素，穿布衣，最后的银子都用在他的诸多义举上了。洗尽铅华的人生，生命将尽的人生，就是每天做一件好事。原来，一个读书入仕的书生，他的一生就是在自己的道德碑上添砖，一支精神的蜡烛于风雨飘摇中燃到尽头，何其不易啊。江河浩荡，谁解心怀? 历史评价 徐溥入阁为相十二年，忠于王朝，尽心尽力，对朝政多所匡扶，被誉为明朝贤相之一。 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九月十一日，徐溥病逝，享年72岁，葬宜城东南山林村瑞云山荷花荡，背山面氿。卒后特赠太师，加特进左柱国，谥文靖。著作有《谦斋文集》4卷、《文靖疏稿》2卷。 徐溥卒后，经朝廷批准，在宜兴城内闹市区的蛟桥南堍建"柱国太师"坊，宜兴地方人士为纪念徐溥，还在学街东、洑溪、小东门外分别建有"榜眼"坊、"及第"坊、"义庄"坊等。因年代久远，现已荡然无存。 徐溥家祠 阁老厅，是徐溥的家祠，前后四进，建于明代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坐落在洑溪河畔、东氿之滨，具有明代建筑特色。第一进为祠门屋宇。第二进四间为碑屋，现在仅存《宜兴徐氏义田记》碑一块，记述着徐溥置义田、兴义庄的事迹。第三进为花厅，即"白虎堂"，在太平军进驻宜兴时部分遭战火焚毁，修复后改为"保义堂"，在后墙上嵌砌着宋代苏轼"桔颂碑"及元代赵孟頫和徐溥手书的碑文。另有正草字体的诗词碑一块。其梁、椽、枋、柱均为彩绘。第四进五间，为徐氏祖先神位之屋。西部另有四幢建筑，每幢四间，为徐氏祠堂，供祭祀祖先之用。"阁老厅"现已列为宜兴市文物保护单位。 史籍记载 徐溥，字时用，宜兴人。祖鉴，琼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宪宗初，擢左庶子，再迁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拜礼部右侍郎，寻转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旋进礼部尚书。 弘治五年，刘吉罢，溥为首辅，屡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刘吉恣睢之后，镇以安静，务守成法。与同列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协心辅治，事有不可，辄共争之。钦天监革职监正李华为昌国公张峦择葬地，中旨复官。溥等言:"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幸门一开，未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来朝，溥等与尚书倪岳谏，帝为请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扰，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国相侵，有司檄谕之足矣，无劳遣使。万一抗令，则亏损国体，问罪兴师，后患滋大。"于是罢不遣。 是年十二月，诏撰三清乐章。溥等言:"天至尊无对。汉祀五帝，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当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矫诬甚矣。郊祀乐章皆太祖所亲制，今使制为时俗词曲以享神明，亵渎尤甚。臣等诵读儒书，邪说俚曲素所不习，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国家设文渊阁，命学士居之，诚欲其谟谋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本原，匡弼阙失，非欲其阿谀顺旨，惟言莫违也。今经筵早休，日讲久旷，异端乘间而入。此皆臣等无状，不足以启圣心，保初政。忧愧之至，无以自容。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愿陛下曲赐听从，俾臣等竭驽钝，少有裨益，非但乐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纳之。 帝自八年后，视朝渐晏，溥等屡以为言。中官李广以烧炼斋醮宠。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极论曰:"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疏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唐臣李绛有云:'忧先于事，可以无忧。事至而忧，无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帝感其言。 三月甲子，御文华殿，召见溥及刘健、李东阳、谢迁，授以诸司题奏曰:"与先生辈议。"溥等拟旨上，帝应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请出外详阅。帝曰:"盍就此面议。"既毕，赐茶而退。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诩为盛事。然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寻以灾异求言，廷臣所上封事，经月不报，而言官论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溥等皆以为言。于是悉下诸章，而罢诸言官弗问。溥时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许。诏风雨寒暑免朝参。 十一年，皇太子出阁，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华盖殿大学士。以目疾乞归。帝眷留，久之乃许，恩赉有加。逾年卒，赠太师，谥文靖。 溥性凝重有度，在内阁十二年，从容辅导。人有过误，辄为掩覆，曰:"天生才甚难，不忍以微瑕弃也。"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孝宗仁厚，多纳溥等所言，天下阴受其福。尝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备矣，患不能守耳。"卒无所更置。性至孝，尝再庐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义田八百亩赡宗族，请籍记于官，以垂永久，帝为复其徭役。

朱国治（？—1673年），字平寰，辽东抚顺人 ，隶属清朝汉军正黄旗。顺治十六年，任江苏巡抚，在任期间搜刮无度，人称“朱白地”，又以抗粮为名，制造江南奏销案，顺治十八年疏言苏、松、常、镇四府欠赋绅衿万余，均为抗粮，后全部褫革，是为“奏销案”。又在哭庙案中，罗织罪名杀害苏州金圣叹、倪用宾等人。 朱国治将哭庙文的起草人金圣叹作为首犯拘捕，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被判死罪，在南京三山街执刑。 康熙十二年（1673年）被吴三桂所杀。 人物生平 顺治四年（1647年）贡生，授固安知县，擢至大理寺卿。 顺治十六年（1659年），任江苏巡抚，上疏献策抵御明郑成功入长江之师。在任期间搜刮无度，人称“朱白地”，又以抗粮为名，制造江南奏销案。 顺治十八年疏言苏、松、常、镇四府欠赋绅衿万余，均为抗粮，后全部褫革，是为“奏销案”。又在哭庙案中，罗织罪名杀害苏州金圣叹、倪用宾等人。朱国治将哭庙文的起草人金圣叹作为首犯拘捕，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被判死罪，在南京三山街执刑。 康熙十年（1671年）补云南巡抚，加太子太保兼少保，在任期间克扣军粮，导致生变。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正时欲胁降，他严拒，被杀。身为吴三桂将士分而食之，骸骨无一存。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将朱国治列入“忠义”死难臣子之列，加以褒扬优恤。《清史稿》中被列入“忠义传”中。 后人评价 《研堂见闻杂记》：“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故事：隶旗下者例不丁忧，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公守丧毕，具疏请进止，朝议许其终制，另推新抚韩公世琦。尚未莅位，朱恐吴人为变，仓猝离位，轻舟遁去，吴中为幸。朝议以大臣擅离汛地，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革职为民。后于康熙十一二年复抚滇中，值吴三桂变，提去开膛枭示。” 《清史稿》：朱国治，汉军正黄旗人。顺治四年，由贡生授固安知县，屡擢至大理寺卿。十六年，外简江宁巡抚。时郑成功盘踞外洋，出没江南滨海州县，国治疏言：“欲破狡谋，先度形势。贼众负险，我师远涉风涛，其劳逸不同。贼众熟识海道，我师弓马便捷，其素习不同；水师舟楫，较之贼船大小悬殊，其攻取不同。臣谓宜以守寓战，凡海边江口，多设墩台，待贼势困援绝，乘间攻之，自能擒渠献馘。”下所司议行。又以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二百四十人，请敕部察议。部议现任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赃治罪有差。以是颇有刻核名。康熙十年，补云南巡抚。时吴三桂谋叛久矣，十二年，诡请移藩锦州，并期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启行。国治方请增设驿堡，协拨夫马待之，三桂遽踞关隘起事。先期三日，邀国治及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胁之从逆，皆不屈。国治骂贼尤烈，即时遇害。先后殉难者，云贵总督甘文焜、广西巡抚马雄镇、傅弘烈及李兴元，均自有传。 影视形象 2001年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由刘毓滨饰演朱国治

晋灵公是个无道的昏君，他的宠臣一定不是什么好人，俗话说蛇鼠一窝，能和晋灵公志趣相投的只能是那些宵小之辈了。《史记》中就记录下了这样一个人，他叫做屠岸贾，是晋灵公身边的第一宠臣，至于受宠的程度嘛，就要用比较法来看待了。 晋灵公喜欢养狗，这些狗可不是乖乖的宠物犬，而是大型犬科动物凶恶的恶犬。晋灵公尤其喜欢他的恶犬，可能他还给它们取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只要有人不像尊敬他那般的尊敬他的狗狗们，他就会杀掉那个人。也就是说，他将自己和狗相比了。有的人不信邪，惹怒了晋灵公的狗狗们，晋灵公果真就下令将其处死了。此后国家的臣民见到这群狗只想绕着走。说来也奇怪，这些狗很排斥其他人，见到了晋灵公以外的人就会不停的叫，好像随时要冲过来咬你一口的模样。但是这些狗和屠岸贾尤其的亲近，它们能够大摇大摆的穿过街道，甚至将肉摊老板的肉给叼走，将老百姓家中的家禽叼走。它们吃不完的肉，就会自动的送到屠岸贾的家门口去。据说每天屠岸贾的门前都会堆积很多的肉和其他的好东西，这直接就使屠岸贾的家底迅速增加。屠岸贾可以摸这些狗和命令它们，但是其他人就不行了，就算是执政大夫赵盾也不行。 屠岸贾经常对着这些狗使眼色，让它们见到赵盾就使劲嚎叫，表现出讨厌的情绪，这就影响了晋灵公对赵盾的印象和感情。本来晋灵公就很厌烦赵盾什么事情都管着他，现在看到自己的狗也不喜欢赵盾，晋灵公心里就更加不喜赵盾了。 屠岸贾这个人吧，和我们印象中的那些奸臣贼子的小人是一样一样的。他常常拍晋灵公的马屁，把晋灵公哄得开开心心的。晋灵公动不动就杀人，屠岸贾就跟没事儿人一样，甚至还帮忙拍手呢！晋灵公喜欢美女，屠岸贾就派人到民间去四处搜罗美女，有的已经嫁了人，有的还很小，总之全部被屠岸贾抓进了宫，献给了晋灵公。屠岸贾的这一恶行，不知导致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啊！ 赵盾见到晋灵公做事越来越不像话，就经常进宫来劝说晋灵公。劝说的同时，赵盾就不免想到晋灵公身边的屠岸贾来，想起屠岸贾的所作所为，他那叫一个气啊，就对着晋灵公说屠岸贾的不好来。晋灵公年轻，处于叛逆期，反抗情绪特别大，当即就不耐烦。事后屠岸贾就来晋灵公这里表演自己的无辜和委屈，顺便说几句赵盾的仗势欺人。晋灵公的爱犬们都讨厌赵盾，屠岸贾就诬陷说是赵盾家的狗吃掉了晋灵公后院养的羊。晋灵公头脑一热，竟然打算杀掉赵盾，于是就派了刺客。最后，赵盾没死，晋灵公死了，屠岸贾差一点就死了，赵盾大发慈悲饶过了他。 晋灵公死后晋成公继位，晋成公之后则是晋景公继位。此时的赵盾已经去世了好些年了，屠岸贾依然健在。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原因，受到晋景公宠信的他突然就提出了要追究杀死晋灵公的凶手的责任。赵盾已死，他所说的凶手就是赵氏整族的人。有的人就会说，这屠岸贾也不是很坏嘛，自己成功了以后还知道为自己从前的主子讨回公道。但也有人认为，屠岸贾仅仅是为了报复赵盾才这样做的，和为晋灵公报仇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问他本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赵氏被他整垮了，全族上下只留下了一个婴儿赵武，其余的人全部被杀死了。屠岸贾的目的达到了，就开始在晋朝中经营势力，到了晋悼公时期，已经是晋国的权臣。晋悼公重用赵武，赵武为报家仇血恨，杀死了晋悼公的眼中钉屠岸贾。

在我国古代，藩邸旧臣是政坛上非常独特的一股政治势力。皇帝登基之前的亲信故旧，包括师傅、属官、侍从乃至奴仆，新帝登基之后大都会受到重用。如西汉初期，周勃、陈平等人诛灭诸吕，迎请代王刘恒进京即位。汉文帝（刘恒）入驻未央宫当夜，即任命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任命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负责保卫皇宫安全。依靠藩邸旧臣，汉文帝用最快时间控制住京城要害部门，稳定了局面。这种重用潜邸旧臣的做法在中国沿袭了很久，乃至于现代社会。 潜邸旧臣活跃于北宋政治舞台，在宋太宗、宋真宗两朝表现最为突出。赵光义任开封府尹15年，期间韬光养晦，培植亲信力量，日后得到重用的官员达40余人。宋真宗的潜邸旧臣，除了他担任亲王、开封府尹、太子时期的亲随（20余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宋太宗亲自物色、选派，自太宗朝沿袭下来的（如李沆、毕士安等）。 宋初，科举制逐步趋于完善，国家通过科举选拔了不少人才，形成文管系统的骨干。但科举取士以文臣为主，跨马征战还是要靠久经沙场的武将。赵光义对赵匡胤时期的将领并不信任，很少赋予他们重任。作为军队指挥中枢的枢密院基本上重用藩邸旧臣，如石熙载、柴禹锡、弭德超、王显、赵F、周莹等人。到了宋真宗时期，开国之初的禁军宿将皆已老迈，不仅枢密院，连统兵作战的禁军高官也清一色换上了藩邸旧将，如傅潜、王继英、王超、葛霸、张耆、王继忠、王能、戴兴、桑赞、陈兴、许均等人。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胆小怯战，贪功诿过，一个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凭借与皇帝的特殊关系，短时间内纷纷平步青云，窃据高位。而那些披肝沥血征战沙场的将领，如荆嗣、杨延昭、折惟昌等名将只能屈居人下，壮志难酬。人常道大宋天子“与士人共天下”，不如说是“与家奴共天下”。《宋史》第二百六十八卷，记载了宋真宗时期长期担任枢密使的藩邸旧将王继英的传记，读来颇有感受。 王继英是开封人，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寄育在外祖父家。大概是因为家里太穷了，王继英“少从赵普给笔札”，少年时便跟随赵普，做铺纸研墨、收拾书房一类的杂事（我想他是被卖到赵普家做奴仆的）。王继英生于公元946年，按时间推算，他到赵家应在陈桥兵变前后，赵普还没有闻达。乾德二年（964年）赵普升任宰相，至开宝六年（973年）因雷德骧、雷友邻父子弹劾而罢相，被宋太祖贬出京城，期间王继英一直追随赵普。此时他已27岁，算是赵普的亲信随从了。 根据历史记载，赵普为相期间竭力打压开封府尹赵光义的晋邸势力，与赵光义矛盾很深。不少人认为赵普被弹劾罢相，是出于赵光义的暗中指使。赵光义即位以后，对赵普曾起过杀心（赵光义对赵普说：几欲杀卿），接连而来的迫害很可能会接踵而至。可以想象，此时赵普自身难保，新朋故旧包括身边的仆从们纷纷作鸟兽散。惟有王继英还是像以前那样恭敬地侍奉他（继英趋事逾谨），这一点很是难能可贵。 论才智，赵普不愧为大宋第一宰相。因为担心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赵光义即位以后，赵普马上上书要求回京，被任命为无职无权的太子少保，比外放时的职务还要低。赵普针对赵光义面临的政治难题，首先制造出“金匮之盟”的遗训，解决了赵光义继位合法性问题，并因而被任命为宰相，封梁国公。紧接着，又迅速处理了赵廷美谋反案，帮助赵光义除去心腹之患，一时间炙手可热。也就是在赵普二次入相的同时，作为仆从的王继英“隶名中书五房、院”，由仆人身份转变为拿国家俸禄的“吏员”。此时，他的年龄大约为35岁。 赵普是个比较念旧情的人，大约在他三度入相（端拱元年，即988年）之时，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便思量着要给王继英找个出路。以赵普的政治地位，他完全可以合法地荫补王继英为官，给他谋个好的差事。但是王继英除了处事谨慎、老实巴交之外，实在是一无所长。弄不好不仅害了他，还会给自己带来风险（那时举荐官员是要负连带责任的）。恰巧，襄王赵元侃府中缺人，赵普便推荐他到襄王府中，担任负责接待来宾的职事 （导吏兼内知客事）。宋太宗曾召见王继英言道：“你以前尽心侍奉赵普，我全都知道。如今侍奉亲王，更应该尽心竭力。”可见赵普在宋太宗那里是特别关照过王继英的。 有句老话叫“好运气来了，城墙都挡不住”。襄王赵元侃有九个兄弟，他排行第三。长兄赵元佐天资聪明，善骑射，而且长得很像赵光义，原是皇储的不二人选。但是赵元佐对父亲谋害叔叔赵廷美极为不满，忧愤过度以致精神分裂，退出了皇位的争夺。二哥名叫赵元僖，《宋史》评价他：“姿貌雄毅，沈静寡言，尹京五年，政事无失”（观其所为，有言过其实之嫌）。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任命赵元僖为开封府尹兼侍中，进封许王，成为准皇储。然而淳化三年（992年）11月，赵元僖上早朝时突发急症，回府不久就不治身亡，年仅27岁。这样，原本不被看好的赵元侃便成为皇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被宋太宗任命为开封府尹，封寿王。至道三年（997年）初，赵元侃被立为太子。同年三月，宋太宗病死，赵元侃继位为帝，改名赵恒，是为宋真宗。在襄王府打杂的王继英（时年51岁），一下子成了宋真宗的“藩邸旧臣”。 宋真宗从意外成为准皇储到即位登基，不过五年左右的时间。他不像赵光义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储备人才，培植嫡系，“藩邸旧臣”算是他唯一的嫡系部队。早在宋真宗担任开封府尹时，王继英就被任命为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谒者。这两个职务都是负责仪卫、赞引等杂事的小官，品阶很低（七品）。宋真宗即位后，王继英马上被提拔为引进使（从五品）。转年，遥领恩州刺史兼掌阁门使。不久，又迁左神武大将军（正五品）、掌客省使。到了咸平二年，王继英的职务已经是正三品的枢密都承旨了。短短两年时间，王继英寸功未立，职务却连升八级，转型为军方最高层将领，正应了那句“朝中有人好做官的”的古话。 咸平五年，王继英和太宗朝旧将周莹同为宣徽使（正二品）、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级），共同执掌枢密院。时军事重镇高阳关都部署阙，周莹因为练达军事，拜为永清军节度使、高阳关都部署（相当于河北战区总司令）。王继英因为无能，遂成为唯一的同知枢密院事（继英遂冠枢宥），地位反倒高过了周莹。据《宋史.王继英传》记载，王继英“小心慎靖，以勤敏称，上倚赖之”，深得真宗的宠幸。到了景德初年，贤相李沆病故，宋真宗改组政府，拜毕世安、寇准为宰相，任命王继英为枢密使（从一品）。这样，毕世安、寇准、王继英遂成为景德初年澶渊之战前后，大宋朝中央政府的“三驾马车”。 从咸平二年任职枢密都承旨以来，王继英一直在枢密院任要职。宋代枢密院是负责国家军政要务的政府机构，枢密使虽位居宰相之下，但品级相同，与宰相并驾齐驱、分庭抗礼。那么，文不成武不就的王继英身居军界要职，究竟成就了哪些丰功伟业呢？《宋史.王继英传》记载了几件事：咸平三年契丹入寇，王继英密请车驾北巡（不知为何要密请？），宋真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并派他视察前线，慰劳将士（此时敌军已主动退却）;大将傅潜畏敌怯战，丧师辱国，王继英奉皇帝命将其从军中召回，交有关部门处置;景德元年，王继英跟随宋真宗从幸澶州，参与了议和事宜（指推荐曹利用任议和代表，实则是曹利用自请出使）。 《续资治通鉴》记载：宋真宗每次得到边塞奏报，必定令人先送至都堂（宰相公署）。他对宰相毕世安、寇准说：“军队的事务虽然归枢密院统管，但是宰相执掌文武大权，号令都要从这里发出……不要因为事关枢密院而放不开手脚。”他似乎忘记了宋太祖设立枢密院的目的就是要剥夺宰相的兵权，反而将兵权完全交给了宰相寇准。澶渊之战，作为文官的寇准指挥若定，前线将士浴血作战、奋勇杀敌，就连首倡南逃的文臣王钦若都坐镇大名，殊死抵抗。唯有军队最高指挥官王继英却不见踪影。即便如此，澶渊盟约的第二年，王继英便“加特进、检校太傅”，莫名其妙地又升了一级！ 宋真宗如此看重王继英，难道他真如《宋史》记载那样，是个小心谨慎的谦谦君子吗？《宋史.雷有终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王继英时掌枢密，颇忌有终进用，屡言其在蜀及守边，厚费以收士卒心。说王继英执掌枢密院期间，顾忌时任宣徽北院使的名将雷有终得到重用（宣徽使属武职，一般升任枢密使），屡次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称其在军队花钱邀买人心。若是在太祖、太宗朝，雷有终很可能会因此而送命。宋真宗倒也不算糊涂，没有听信谗言处置雷有终。而王继英的小人嘴脸则由此暴露无遗。 大中祥符三年，王继英在任内过世，享年六十一岁。宋真宗很是悲伤，亲自过府吊唁、恸哭，赐白金五千两，追赠其为太尉、侍中，这是大宋朝给过世武将的至高荣誉。 《宋史》卷二百六十八是柴禹锡、张逊、杨守一、赵F、周莹、王继英、王显七个人的合传。史书评价道，这七个人都是因为给事藩邸，靠攀附皇帝获得高官显位的人。他们各有所长，毛病也不少，惟有王继英“以勤谨被信任，耆德冠枢宥，而善终如始”，几乎是个完人。评语引用《易经》的话：君子有终，吉。称赞他是功勋卓著而又谦逊的君子。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史嵩之（1189年—1257年10月6日） ，字子由，一作子申，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南宋大臣，尚书右仆射史浩之孙、右丞相史弥远之侄。 嘉定十三年（1220年）进士，调光化军司户参军。后任襄阳户曹，历任襄阳通判、京湖制置使、参知政事等要职，嘉熙四年三月，入朝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两淮四川京湖军马（两淮、四川、京湖是当时南宋三大军区，集中了南宋最精锐的部队）。淳v四年（1244年），遭父丧，夺情起复，因主和议，为公论所不容，闲居十三年。宝v五年（1257年）卒，赠少师、安德军节度使，追封鲁国公，谥号庄肃。德v初年夺谥。著有《野乐编》，已佚。《全宋诗》录其诗。 后世对史嵩之褒贬不一，他被认为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功勋显赫，但同时又被认为是一个追求权力、专横独断之人。 后世如何纪念史嵩之 诗词 元人戴帅初有《吊史相》诗说：日晏霜浓十二月，林疏石瘦第三溪。云沙有径萦寒烧，松屋无人鸣昼鸡。几聚衣冠块作土，当年歌舞醉如泥。早知涉世真成梦，不弃山前春雨犁。 明人柴孝东有《三溪桥吊史相》诗说：雨洗东山一振衣，过桥草树正霏霏。茅庵小坐成清绝，竹径双开对翠徽。石壁尚存云栈迹，溪浪故绕钓鱼矶。可怜丞相家何在？水自涓涓鸟自飞。 墓园 根据浙江省文物局安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1年12月开始对史嵩之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出土了少量玉器、钱币、丝织品等，其中出土的记载史嵩之生平与家族情况的圹志，明确了史嵩之墓的埋葬位置，弥补了史料之不足，纠正了史料之误区，同时出土的保存尚好的丝织品为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填补了浙江省乃至全国南宋服装史研究的空白，对于南宋浙东经济史、手工业和纺织业技术史具有弥足珍贵的研究价值。 此次考古发掘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车厩五联村林夹岙山腰，墓园南高北低，呈西南东北走向，掩映在一片竹林中。史嵩之墓由墓园和功德坟寺组成，目前墓园已经面目全非，寺庙遗址保留。此次发掘的是墓园内的墓室部分，共清理古墓葬4座，其中两座为清代晚期平民墓葬;另两座分别为南宋右丞相史嵩之及其继室赵氏之墓。 史嵩之夫妇墓均为长方形石顶砖椁单室墓，南北平行相距两米。古墓由甬道、排水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顶顶端覆盖着一整块经过雕凿的梅园石大石板，石板长3.8米、宽1.9米，厚40公分，重量超过8吨。之所以确认这是史嵩之墓，是在墓顶石板中央覆盖着一块长方形圹志，上面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平及其家族情况，明确了这是史嵩之夫妇墓。圹志中除记载了史嵩之夫妇埋葬的具体位置，还记载了史嵩之的生平、官职及子孙等家族情况，圹志中最有价值的是为研究史氏家族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比如它弥补了史书之不足，也纠正了史料之误。过去史料认为，史嵩之卒于南宋宝v四年（1256年），但圹志上清晰地记载着史嵩之卒于南宋宝v五年（1257年）。 此外，据史氏族谱记载，史嵩之墓葬在其生前已经建好，称为寿葬，此次出土的圹志印证了这一说法。 史嵩之墓被盗严重，出土器物不多。尽管如此，出土的遗物依旧让考古人员眼前一亮。 史嵩之墓出土了一具赭红色漆木棺，木棺主体保存较好，长2.37米，宽0.7米，高0.92米，木棺厚10-11厘米。在木棺破损前盗洞处，发现了一件玉佩，一件镏金铜环、水银若干、少量古铜钱及丝织品残骸。这件和合二仙玉佩雕刻精美，镏金铜环由方形和圆形相连，鲜亮如新，环上还残留着灰黄色的纺织物。 考古人员分析：棺内水银应该是防腐作用，这件铜环初步推断为史嵩之衣物上的配饰。为了更好地保护棺内残存丝织品，已对史嵩之墓内木棺实施了整体搬迁，出土的丝织物已经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专家提取作进一步研究。此次出土的丝织品数量大、规格高、种类丰富，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局部保存尚好，这填补了浙江地区南宋服装史研究的空白，为研究南宋服装制造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赵氏墓葬同样曾经被多次盗扰，除出土少量古钱币和1枚金钗外，墓室空无余物。考古专家分析：赵氏圹志为史嵩之家族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研究宋代赵氏宗室及明州（庆元）史氏望族、宋代宁波地方史志也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据记载，赵氏为史嵩之继室，生三男六女，死后被封为魏国夫人。 对此前称史嵩之墓内有金首等多种传说，市文保所相关负责人表示：金首’之说不可信，这是以讹传讹的说法。针对史嵩之是由其爷爷葬在此地的传言，负责人也表示这是无稽之谈。 史嵩之（1189年—1257年），字子由或子申（由于圹志残损，字迹模糊不清，是由还是申不能确定），鄞县人，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在位时联合蒙古灭掉金国。史料认为史嵩之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功勋显赫，但同时认为他是一个追求权力、专横独断之人。 南宋大臣史嵩之的家世之谜 据考古人员透露：对东钱湖‘一门三宰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的关系，过去也有误读之处，这次史嵩之墓出土的圹志纠正了这一误区。过去误认为史嵩之是史浩之孙，圹志显示，史嵩之为史诏四世孙;史嵩之的祖父为史渐，是史浩的堂表兄弟;史嵩之的父亲为资政殿大学士史弥忠，史弥忠与史弥远是堂表亲的关系。 对于史嵩之墓考古发掘的意义，考古人员表示：史嵩之夫妇墓是宁波地区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官员级别最高的墓葬，具有明确的历史纪年，该墓的发现对于研究南宋时期高等级官员的墓葬结构形制等具有重要意义。墓室内保存尚好的木棺也是宁波首次发现的高等级官员的木棺，对于研究南宋时期的木棺形制结构以及丧葬习俗、漆木工艺等都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进入17世纪，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工业革命，加快了文明进程;而古老的中国却渐渐落伍，文明未见发展，巫术反倒发扬光大，道光帝时，巫术竟然还被朝廷的官员用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实在是荒诞至极。 鸦片战争后期，清政府节节败退，道光二十一年，道光皇帝将主和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善于作战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杨芳一到广州，马上下令"广收马桶，排列沿河"，还在城隍庙做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种种设施，不一而足，其捍患御侮之法可谓良且尽矣"。原来他看到英舰英炮很邪门，认为他们可能用的是妖术，所以他要以邪避邪。于是在广州城遍收女人尿盆，弄到木筏上，让尿盆口集体朝着敌人的大炮方向。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存在歧视妇女的偏见，那尿桶更是不堪了，英国人并不怕尿桶阵，杨芳当然大败，丢失了炮台。当时有人写诗感叹道： 杨枝无力爱东风， 参赞如何用此功？ 粪桶尚言施妙计， 秽声传遍粤城中。 其实杨芳这种战术就是一直以来盛行不衰的迷信思想，但是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风俗，如果一个女人成了寡妇，也就意味着随便某个男人可以抢她回家，成亲三天之后，男方再上女家送礼道歉，这事就算成了。寡妇虽然可以任人抢走，但是她有一件有效武器，这就是女人的内裤，寡妇若当场解下这些小物件对着男人摇晃，男人认为沾上这些亵物就会终身倒霉，因而望风而逃。杨芳来到战场上无计可施，只好采用这个传统的方式来对付英国人。 杨芳失败后奕山继续用军，他听说西湖关帝庙十分灵验，作战前就亲自去抽了一签，上面书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过了三天，有土司带了兵前来助战，每个兵都戴有虎头帽。各路兵汇集个差不多的时候，奕山又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个梦，梦见鬼子全被打跑了。梦与签与现实合到一块儿测算，最后决定出兵，在虎年虎月虎时虎分对英军发动进攻。战争结束后，英国士兵对清兵尸体的描述中有如下句子：他们的帽子有一种特别的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身后。为了配合统帅在关帝庙抽的签和在被窝里做的梦，清朝的士兵干脆打扮成了老虎的样子。这样的战略战术，如果能够取胜，才是奇谈。

薛居正（912年―981年7月12日），字子平。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北宋大臣、史学家。后唐清泰二年（935年）进士。历官后周谏议大夫、刑部郎中、宋初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平章事、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司空。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因服丹砂而中毒死，享年七十岁。赠太尉、中书令，谥号文惠。咸平二年（999年），配飨太宗庙庭。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其代表作是《旧五代史》。 北宋大臣薛居正生平简介 \薛居正的父亲薛仁谦任后周太子宾客。居正年轻时好学，有远大志向。 934年（清泰元年），参加进士考试未被录取，写了一篇《遣愁文》来自我解嘲，他的文章寓意卓越豪迈，观者认为有公辅大臣的器量。935年（清泰二年），登进士第。 后晋天福年间，华帅刘遂凝召他为从事。刘遂凝之兄刘遂清管理国家财经大事，上奏任命他为盐铁巡官。 944年（开运初年），改任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领管盐铁，又上奏任他为推官，加任大理司直，升为右拾遗。桑维翰任开封府尹时，又上奏任他为判官。 后汉乾v初年，史弘肇统率侍卫亲军，威权震动皇上，为人残忍自傲，没有人敢忤逆他的命令。他的部下官吏控告百姓违犯盐禁，论法当死。讼狱将要决断，薛居正怀疑其罪不实，召来这个百姓讯问，原来这个官吏与他有私怨，因此诬告他。逮捕这个官吏来讯问，他供认不讳，被处罚。史弘肇虽然很恼怒，但也不能使他屈服。 951年（广顺初年），迁升为比部员外郎，统领三司推官，不久任知制诰。周太祖征伐兖州，诏令薛居正跟从前往，因为功劳加任都官郎中。 956年（显德三年），迁左谏议大夫，擢弘文馆学士，判馆事。 959年（显德六年），使沧州定民租。不久，因为他的才干扬名朝廷，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铨。 北宋初，调任户部侍郎。太祖亲自征讨李筠及李重进，管理留司三司，不久出任许州知州。 962年（建隆三年），为枢密直学士，权知贡举。湖湘刚平定，朝廷任命居正知朗州。正遇逃兵数千人聚结山泽为盗，监军使怀疑城中僧侣一千多人都是同伙，准备全部捕杀。居正用计迟缓捕杀，于是率领军队消灭群寇，擒俘盗贼主帅汪端，讯问他，得知僧侣们并未参预其事，僧侣们得以存活下来。 963年（乾德元年），加兵部侍郎。太祖将要亲自征伐太原，大量发动百姓运送粮草。当时河南府闹饥荒，逃亡者四万家，太祖为此感到忧虑，命居正乘驿马招集百姓，十天后百姓都恢复生业。朝廷命居正以本官参知政事。 967年（乾德五年），加吏部侍郎。 972年（开宝五年），兼淮南、湖南、岭南等道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事，兼判门下侍郎事，监修国史及五代史。 973年（开宝六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同年，薛居正等修《五代史》（《旧五代史》）成。一年后，太祖赐给他器币。 975年（开宝八年），二月，太祖鉴于天下已定，对居正等人说：“年岁丰登，万物丰盛，如果不是上天保佑，哪里能这样。应当共思济物，如果政事有失，应当予以拯救，来实现我的志向。”居正等愈发勤修政事，来符合太祖的意愿。 976年（开宝九年），晋王赵光义即位，薛居正加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 薛居正是怎么死的 981年（太平兴国六年）六月，随从太宗平定晋阳回来后，进官位为司空。由于服丹砂中毒，正在上奏政事时，发觉毒发，于是出了殿堂。到殿门外，喝了一升多水，堂吏把他扶到中书省，已经不能说话，只是指着廊庑间的储水器。身边的人把水取来，不能喝，吐气像烟雾，用车载回家里，随即便去世，享年七十。追赠太尉、中书令，谥号文惠。 薛居正气质容貌伟岸，喝酒喝到几斗还能不醉。秉性孝顺行为善良，居家生活节俭。任宰相时处事宽厚，不喜欢苛察，士大夫对此很为赞许。从参政到任宰相，共十八年，太祖对他的恩宠始终不减。 先前，太祖曾经对居正说：“自古帝王很少能够正己，臣子大多没有远略，虽然身居显位，不能垂名后世，而身陷不义之名，子孙遭殃，因为君臣没能尽行其道啊。我看唐太宗接受大臣谏议，直接指出他的过错而不以为耻。在我看来，不如自己不做错事，使别人没有指责。又观古代的大臣很多不能慎终如始，能够得以保全而且享受厚福的人，是由于忠正啊。”开宝年间，薛居正与沈伦一起任宰相，卢多逊任参知政事。开宝九年（976年）冬天，卢多逊也任平章事。到居正死后，沈伦被贬官，卢多逊流放南方，议论的人说薛居正坚守臣道受福，果然符合太祖之言。 999年（咸平二年），薛居正得以配飨太宗庙庭。 1226年（宝庆二年），宋理宗赵昀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薛居正位列其中。

如果说对秦桧前期的表现，史学界尚有人加以些许肯定，那么对南宋后期身任理、度、恭三朝丞相的贾似道，就只有全盘否定。诚然，贾似道入朝以后的独揽朝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对加速南宋灭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言其权相或奸臣都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对他进行评价，贾似道仍不失为是一个有功有过、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这里且不言他前期在守卫两淮和京湖地区时，在防御、筑城、营田和兴修学校等方面的才干和贡献，单从后期被人指责为造成南宋灭亡的两件“罪状”―――他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和推行公田法来看，此人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先言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发生于南宋理宗开庆二年（1259年）秋冬间的宋蒙鄂州之战，是关系到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场重要战役，指挥入侵蒙古军的最高统帅是蒙可汗之弟、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直接领导鄂州保卫战的是南宋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贾似道。蒙军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之后，宋蒙两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激烈战斗，双方“死亡枕籍”。 但由于多种原因，蒙军被迫于当年闰十一月上旬撤围北返，南宋取得了鄂州保卫战的胜利。可是后人不仅不承认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功绩，反而认为正是他在这次战争中与蒙古签订了“城下之盟”，后来又隐瞒真相，才招致蒙古的南侵和南宋的灭亡，是有罪无功。事实上，贾似道在鄂州保卫战中的表现，深得当时人的赞赏，如诗人刘克庄云：蒙古军大举南侵之际，“朝野失邑，凛凛有被发之忧”，贾似道“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与贾丞相》）着名学者王柏赋诗云：“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五行互相制，自昔谁去兵？代马饮江水，舄赤司专征。”“肃肃荆楚净，汤汤江汉清。东西亘万里，齐民竞春耕。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鲁斋集》卷一《寿秋壑》）甚至忽必烈也不得不承认贾似道在军事上的才干，发出“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的慨叹。虽然贾似道在鄂州与蒙古确实有过议和活动，但双方并未签订具有实质性的和约，更无“割江”、“称臣”的承诺。 至于他后来扣留郝经，企图掩盖求和真相，从而为蒙古的大规模南侵找到借口，当然是一个错误。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蒙古早已发动了对南宋的侵略，并处心积虑地想灭亡它，有无借口实在并不重要，对此明人张以宁也说：“如罪其羁信使之类，皆欲加之罪之辞也。”（《翠屏集》卷二《舟中睹物忆亡儿煊诗》后语。）因而将议和这一权宜之计，说成是贾似道对蒙古的投降行为，并进而认为这是后来招致蒙古南侵、南宋灭亡的原因，都有失允当。 再言公田法的问题。南宋末年，官僚、地主阶级对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攻击得最为猛烈，如官员高斯得说：公田法是“白夺民田，流毒数郡，告、牒弃物，不售一钱。遂使大家破碎，小民无依，米价大翔，饥死相望。”（《耻堂存稿》卷一《彗星应诏封事》）后人根据这些人留下来的记载，也对公田法加以全盘否定，并进而将它作为贾似道又一大罪状。 在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和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公田法的推行在当时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历史渊源，本意不能说不好，贾似道也带头献出浙西良田一万亩作为公田。公田法推行以后，在解决军粮短缺、减少楮币发行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由于吏治腐败，特别是这项措施极大地损害了江南官僚、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疯狂反对和破坏，使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产生了许多弊病，一般百姓也深受其害。但应该公允地说，公田法在推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弊病是被某些人有意夸大了的，即使有也不是贾似道一人之故。 今人否定公田法，不仅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与认为凡是反面人物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利于人民、不值得肯定这一思想模式有关，由此也影响到了对贾似道的正确评价。 要之，人的一生十分复杂，不可能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一件坏事；也不可能一辈子做坏事而没有做过或大或小的好事，《四库》馆臣有言：“然一代之臣，多贤奸并进，无人人皆忠之理，亦无人人皆佞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陈，无言言皆是之事，亦无言言皆非之事。”（《四库总目提要》卷五五《钦定明臣奏议》）在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受个人好恶和感情的支配，不能人云亦云毫无分析，不能借古人来影射时政，也不要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肆意褒贬。过去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口号：“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如果用在要求人们保持晚节上当有一定道理，而用在评价历史人物上，认为只要是反面人物，其优点和功绩都得一笔抹煞，显然是不妥当的。有人将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对某些反面人物的言行或事迹予以一定的记载和肯定，斥之为“给历史罪人翻案”。这种说法，恐怕有违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唯物史观。 趣闻解密点评：当然，如果我们从公田法推行的历史背景、目的和效果来看，这绝非是贾似道的罪状，而是他的一个政绩。如果贾似道没有提出公田法，军队的粮饷从何而来。大家都知道，在南宋末年，战争频繁的时代，军粮的需要量很大。由于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无力筹集粮饷，造成了军粮的匮乏。为此，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企图解决军粮问题，同时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易物价，以挽救统治危机。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明代名臣。接下来历史名人小编给大家带来相关的文章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内阁首辅严嵩被罢免，其子严世蕃入诏狱不久，也被斩首了。严党一派的落幕间接导致了嘉靖朝的不少大人物的陨落，胡宗宪就是其中一位。在政治党派中，胡宗宪因讨好严嵩的义子赵文华而屡获升迁，朝中其他党派的大臣也就将胡宗宪归属于严党。严嵩一倒，胡宗宪自然一并遭殃，同年年底南京给事中陆凤仪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弹劾胡宗宪，明世宗便罢免了胡宗宪的一切职务，念及旧情，准许回籍闲住。 可惜政治的党派斗争多有几分残忍，过了两年，政敌一党借罗龙文一案诬陷胡宗宪曾假拟圣旨。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月，胡宗宪被押解进京，仅仅过了一个月，胡宗宪在狱中不堪受辱，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绝笔后，自尽而亡。朝廷党派的争斗此起彼伏，到了隆庆六年(1572)，胡宗宪终于得以平反了。在万历朝时，还为其追谥襄懋。 胡宗宪是何许人也?为何是奸臣严嵩的一党，又能得到朝廷平反?其实我们回溯历史，就能得到答案。 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胡宗宪出生在南直隶徽州府绩溪县，自幼家境殷实，在父亲胡尚仁和母亲方氏的悉心教育之下，胡宗宪茁壮成长。嘉靖十七年(1538)他考中了进士，开始在刑部观政，自此胡宗宪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胡宗宪受父亲胡尚仁影响，仗义忠信是他一生所牢记的。嘉靖十九年(1540)，胡宗宪被朝廷授予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县令，在他上任之际当地遭逢多年难遇的旱蝗之灾，加上强盗猖獗，可谓民不聊生。胡宗宪没有丝毫慌乱，他及时调整政策积极应对，成功带领当地百姓挺过了艰难的自然灾害。对于强盗，他则是软硬兼施进行招降，并且将其中勇武之人收编义军，这也跟他后来应对倭寇的对策不谋而合。 嘉靖二十一年(1542)，胡宗宪的母亲方氏和父亲胡尚仁相继离世，他回乡守丧五年。复出之后，嘉靖二十八年(1549)，他出任了宣府大同巡按御史，上任后又成功地解决了因兵部尚书兼宣大总督翁万达处置不当引起的士兵哗变事件，胡宗宪在这两年里整顿军纪，巩固边防，为大明王朝的边疆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此时明朝的倭患问题正在日趋严重，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股由72人组成的倭寇在浙江登陆，自西向东扫荡了严州、衢州、饶州、徽州等地，共计80余日，据记载：“经行数千里，杀伤几四千人。”而明朝守城的军队几乎都望风奔溃，毫无招架之力。 胡宗宪被朝廷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朝廷希望他能在抗倭问题上做出功绩，胡桂奇的《胡公行实》记载：“某此行，不擒王直、徐海，靖东隅，誓不回京。”但是到了地方之后，胡宗宪也深感问题的艰巨性，当地的士兵纪律松弛、软弱涣散，并且装备落后，当面对武器精良、斗志昂扬的倭寇的时候，疯狂撤退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了。胡宗宪以严明赏罚为手段，大力进行整顿，当地官兵的军容、军纪开始有了改观，士气逐渐有所恢复。 胡宗宪不像朝中其他的清流大臣，严于律己、两袖清风，他懂得变通，擅长权术，因此他把握得住官场的上升机会。嘉靖三十三年(1554)，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以祭海神的名义前往江南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是内阁首辅严嵩的义子，胡宗宪明白只要和赵文华打好关系，自己的仕途就会一帆风顺。因此胡宗宪百般讨好，赵文华要财，他就给财，赵文华贪色，他就献上一屋子美女。果然等到赵文华回京复命的时候，对胡宗宪进行了大力的举荐，严嵩也将胡宗宪划归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自然也就进行提拔。 与此同时，胡宗宪也懂得讨好帝国最高的权力掌握者明世宗，明世宗崇尚道教，喜欢青词与祥瑞，这是众所周知的。胡宗宪为此曾进献过白龟、白鹿、五色灵芝等各类象征祥瑞之物。并在自己的幕府中网罗了徐渭、唐顺之、田汝成这些大才子，以便为自己向明世宗进献青词。 胡宗宪几番操作下来，自然有所收获。嘉靖三十五年(1556)，明世宗亲自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 胡宗宪并不只会讨好上司，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明末史学家何乔远曾赞扬胡宗宪：胡宗宪讨好严党，不是为了鱼肉百姓，而是为了建立功业，因为这一点，他的虚与委蛇和一腔苦衷就值得尊敬了。 前文曾说嘉靖朝的倭患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而在胡宗宪上任之后，倭寇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首先是胡宗宪大力感召各地的文韬武略的能人，并适时的重用他们，后人所熟知的两大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都是由胡宗宪推荐和重用的。同时倭匪的几方势力的重要头领几乎都在此时相继落网，徐海投水自杀，徐洪、陈东、叶明、辛五郎等人被活捉。 嘉靖三十九年(1560)，胡宗宪擢升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一年后，又加少保之衔，并节制江西等七省总兵，权势可谓盛极一时。古语有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胡宗宪晋封少保仅仅一年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倒台，胡宗宪被列为严党，自然就难逃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