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国古代也有很多关于腹语的记载，常被称为“肚仙”，用来做迷信骗人的把戏。 本文摘自：《济南日报》2014年2月17日第C1版，作者：余昌，原题：《腹语术或起源于埃及》 今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中，台湾腹语大师刘成表演的《空空拜年》引起了大家对腹语的兴趣与好奇。腹语是如何实现的呢？ 其实，腹语术是一门十分古老的技艺，据说起源于古埃及，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我国古代也有很多关于腹语的记载，常被称为“肚仙”，用来做迷信骗人的把戏。在西方中世纪，很多腹语术家被认为是掌握“邪术”而遭受迫害。对中国人来说，最有名的腹语者大约要算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段延庆。 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张春秀曾对腹语发声做过专门研究，她说：“腹语是用腹式呼吸为基础，在舌肌和腹肌的共同协助之下，以嘴唇不动（不是绝对不动）的形式用丹田气息打在声带上造成声带震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另外一个人在说话的感觉，作出了腹语的效果。它仅仅是一种发音技巧，不是一种特异功能。”
古今第一高危职业：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这么一种职业，平均寿命仅仅39岁，非正常死亡率高达44%，堪称古代第一高危职业，这就是当皇帝！ 坐上龙榻的皇帝，表面看起来无限荣耀，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但实际上他们却也是身不由己的一群人。曾有学者做过一个统计，古往今来在中国国土上出现过的王朝，包括大一统的朝代和偏安一隅的小国家，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即死于疾病或衰老的有339人；非正常死亡的，即自杀或他杀的竟达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远高于其他职业。 在所有皇帝里，生卒年可考的共计209人，平均寿命仅有39岁。有谁不渴望长寿？即使他是皇帝！然而，享年80岁以上的只有梁武帝萧衍、宋高宗赵构、元世祖忽必烈、清乾隆，再加上一代女皇武则天，只有5人。享年70岁以上的也仅有汉武帝刘彻、东吴孙权、唐高祖李渊、唐玄宗李隆基、辽道宗耶律洪基、明太祖朱元璋，寥寥6人，真可谓“皇帝七十古来稀”！然而，40岁以内的短命皇帝有120余人，死于30岁以内的有60余人，死于20岁以内的有25人。寿命最短的是东汉殇帝刘隆，生下一百多天就坐上 龙椅，但在襁褓中只当了8个月皇帝就离开了人世。皇帝，权力至高无上，地位无与伦比。然而，他们为何普遍寿命不高，更有相当一部分人下场凄惨呢？我想，首先是因为一些皇帝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选择自杀或被对手杀害，甚至被密谋暗杀。 据统计，由于改朝换代的政治动乱或争夺皇位的宫廷斗争，就有大约70个皇帝死于非命。有一些皇帝，历史记载说他们是正常病死，但死因却极其可疑，比如秦始皇、唐玄宗、宋太祖、清康熙、雍正以及光绪帝等，后世史学家经反复研究考证，这些生前不可一世的皇帝很可能是被人谋杀的，比如几乎可以确定光绪帝就是被慈禧太后派人谋害的。 当然，皇帝短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天子的特权和极端的物质享受造成的。皇帝大多早婚，一般在未成年就妻妾成群，后妃多到几十乃至几百人，养尊处优，好逸恶劳，纵欲无度，不仅使皇帝们体虚早衰，而且使后代体质羸弱，一代不如一代，清代的同治、光绪不仅早亡，而且竟然都没有留下子嗣。还有一些皇帝妄图长生不老，热衷于炼制服食“仙丹”，结果导致中毒，有学者指出雍正帝很可能就是乱服丹药中毒而亡的。 秦帝国突然灭亡，有两个最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发政变所导致的中央政权突然变形;其二，是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 公元前207年秦亡。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500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奥斯卡·辛德勒，是德国商人，同时也是著名电影《辛德勒名单》男主角的原型。他在二战期间，利用德国战争经济组织机构中的某些错误，诱惑德国人投资。 在战争中他雇佣廉价的犹太人为他工作，大赚一笔的同时，也解救了1100多名犹太人的生命。这一数据，几乎占波兰全部存活犹太人数量的1／4。 辛德勒在二战中的善举，通过影视小说被全世界的人知道。大家都赞扬他的义举，为他在二战中做出的选择而感动。 中国也有一位辛德勒似的人物，他甚至比辛德勒更加无私。他不像辛德勒最开始是看中犹太人的廉价劳动力，到最后才做出重要举措。他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致力于解救犹太人。这位中国的辛德勒，就是二战时期时人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 何凤山，字久经，公元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公元1921年 ，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长沙雅礼大学。1926年又考中德国慕尼黑大学，开始了自己公费留学的学习生涯。 1932年，何凤山以优异成绩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三年后开始参加外交工作。1937年出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后又为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 何凤山在奥地利担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时候，纳粹德国肆虐横行，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众所周知，二战期间德国坚信日耳曼族是具有优良血统的民族，其他民族特别是犹太民族是低劣无比的民族。为了保证日耳曼族的优良血统，德国开始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 不仅仅是德国本土的犹太人遭到屠杀，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中生活的犹太人，也受到同样对待。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定居地，生活在这儿的犹太人多大十多万。奥地利被占领之后，奥地利的犹太人开始被德国抓捕集屠杀。 当时奥地利的犹太人要想要活命，就必须逃往他国。因为德国人的政策中，只要能离开奥地利的犹太人都能被释放。 为了活命的犹太人，开始奔走于各大领事馆。但是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拒绝。当时有一位叫艾瑞克·高德斯陶伯的十七岁犹太少年，他把除中国以外的驻维也纳的50多个领事馆都跑完了，却连一个签证都没有拿到，中国成了他最后的希望。 艾瑞克不愿意放弃希望，他来到了中国的领事馆。当时为总领事的何凤山，不忍见犹太人受到如此对待，于是开启中国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大门。艾瑞克是第一个拿到中国签证的犹太人，他一次就拿到了二十份签证。 这个事实在犹太人圈子里传开，还没有被抓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纷纷赶到中国领事馆，排起了长龙。然而这事引起了德国当局的不满，德国政府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将房子收回。 何凤山没有放弃，他自掏腰包，租了一间很小的屋子，将办事处移到那儿，继续发放签证。当时中国的蒋介石因为要从德国购置武器，所以是亲德的。而驻德大使陈杰也不愿意得罪德国，所以就直接对何凤山施加压力。 何凤山将低头上司的怒火视为无物，坚持为犹太人发放签证，一直到他被调离奥地利的最后一刻。何凤山到底向犹太人发放了多少签证，至今是个谜。就已知史料，至少是数千人。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何凤山并没有觉得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对自己的女儿何曼礼说：“我对犹太人的处境深感同情，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我感到帮助他们义不容辞。”在自传《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中轻描淡写的说：“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 好事不留名，似乎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事儿一直等到何凤山去世，才被人揭露出来。何凤山是真正的义士和英雄，这样的人是值得大家尊敬和赞扬的。
在论坛里逛了段时间,发现一些对北宋经济和富裕状况的描述,让我很是不明白,因为这和我平时所认为的天经地义的一些观念相冲突。如果哪位达人可以解惑,感激不尽。很多人都说北宋时经济非常的发达,人民生活相对比较富裕,甚至连城门的小吏都是穿丝绸的靴子。我不是北宋人,也没有找到关于北宋时期经济的直接的或是间接的明确记录,无法确实的分辨,只是有几个疑问。 我知道,在经济生活中,生产和消费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有多少的生产就会有多少的消费,生产和消费基本上是平衡的,消费是由生产驱动的,至少在古代时是消费从属于生产的,这应该没有争论。因为科技水平决定了生产力,而生产力决定了一段时间里生产的消费品的多少。和现今相比,北宋在农业生产和纺织这两种最基本、最基础的的生产科技上是落后的,也就是说在生活水平上,如粮食、布匹的人均消费量是不能和现代人相比的。 说说北宋的粮食产能。在黄河流域应该是麦、稷、黍、菽、麻等五谷为主,这些作物的产量即使是在如今的生产状况下,除小麦外,都是很低的,稷、黍、菽这三种因为产量实在太低,今天在农业生产中早就被淘汰了,不属于主流作物了;在长江流域大概是以水稻为主。我在这里因为一些基本数据的缺失,不算总的产量,我来算农业生产率。以明清时代的江南农业生产率为标准,来估算北宋时期的应该不会偏低,反而会偏高。根据明清时期文人的记载,一个壮年的劳动力应该可以耕种10亩水田,而每亩水田产稻米平均为2石,一个劳力的消耗一年大约也是5石,也就是说包括他自己,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的粮食只可以养活不到5人,我引用的数据是江南地区的,也就是说平均水平会更低;北方旱地的生产率肯定比水田低,我想古今不会有多大的区别,问题只在于低多少了。算古代一户人家有5口人,应该不算很多或很少了;南北以人口相同的条件平均,认为一人耕作可以养活5个人应该是很多的了,这个数据有很大可能偏高。总结,一户人的耕作可以有养活1个人的粮食用来交换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考虑到,粮食的运输和保存,每户(5个人)从事于农业生产就可以供养1个左右的人脱离农业生产,这个数据明显偏高了很多。 以我们解放初期的数据来比照,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近80%,也就是说,10人中有2人脱离农业生产,北宋的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比这还高,而且北宋的社会形态不可能比解放初复杂,有一定的可比性。在北宋时期,考虑到当时的交通状况和中国相对于周边的庞大的人口,外源性质的粮食输入是杯水车薪,可以忽略的。也就是,单单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说,5个人只能供养不到1个人,最多不会有10%的人脱离农业生产。 从布匹的生产角度来说,北宋时期富人以丝绸为主,穷人以麻为主。丝绸就不说了,种桑、养蚕、抽丝、纺织,闭上眼就能想象产能高不到哪去,否则不会到今天还是属于奢侈品之列了。至于麻,不是我们现在的黄麻,而是葛麻,比起今天的棉花产能是远远不如的。不谈纺织,就说原料的生产率,就差了一大截。想想我们到了化纤出来了,才解决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想想到了今天一件纯棉的内衣或外套还是属于中档的服饰,我实在对于北宋时人们的穿衣状况乐观不起来。毕竟,生产力摆在那里,这是改变不了的。 衣食住行。衣和食的解决问题令人怀疑;住的问题这里忽略;行就不说了,简单不到哪去,否则古代人不会对离别那么的在意了,生离和死别等同起来,搞出了十里长亭,送别思念的诗词多得臭大街了。 我对一些人对北宋的富裕程度的描述表示怀疑,因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放在那里,别的可以作假,科学技术可是做不了假,没有生产力的支撑,其它的一切都无从发展起来,连穿衣、吃饭问题解决起来都是如此的困难(想想我们的解放初期),如果缺衣少食能够发展出什么富裕的文明,能够支撑起一个商业普遍发达、民众普遍富裕的社会,那真是见鬼了,除非我在学校里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完全错误的;还有据我所知,北宋还是有一些农民起义的,规模不算很小;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谁会去造反,而且是在一个相对单纯的一农业为主的社会里?所以,我觉得,北宋不会很富裕,至少不会像某些人所吹嘘的那样富裕,即便是有,也就是极少数人的富裕,相对的是大多数的贫穷;想想我们今天不是还就这样吗,难道北宋政府真的是如此的NB,那我申请穿越北宋得了。
甲午战争期间，清廷驻外使节宋育仁提出了一个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如果此计划得以实施，那么，战争将可能会有一些另外的发展。甲午战争期间，外交官宋育仁曾提出一个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如果他的奇袭计划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宋育仁（1858-1931），清末著名维新思想家、活动家，时人誉之"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其思想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出版、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1886年，宋育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在反思和批判洋务运动基础上，宋育仁于1891年完成《时务论》的写作，全面阐述其维新变法主张。1894年，宋育仁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在欧期间，宋育仁锐意考察和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接纳社会名流，还经常出入英国议院、学校、工商各界，写成《采风录》4卷，介绍西方的政教、风俗，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因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宋育仁上书清廷，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当下，他立即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可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因为"澳大利亚为英国的属地，西例商会本有自募水师保护商旅之权，中倭战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颇为震动，商会发议，举办属地水师一旅，以资保护，（英国候补议绅）庵洁华特暗联议院同党主行其议，而以此谋所购一旅驾名（假名）于澳洲商会所为，仍挂英旗出口，则局外无嫌，而踪迹不露"（引自《借筹记》）。 谋既定，宋育仁等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二百万英镑、另战款一百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枪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 这事眼看就要成功了，当时已是"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了。因时间紧，清廷还未通过正式渠道获得他在欧洲的活动，而此时，公使龚照瑗已经返职。龚照瑗查知此事，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因为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等人的做法，而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1895年3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海外募集水师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宋育仁因"潜师谋废"，败局已定，只能"抚赝私泣，望洋而叹"，着实伤心了很久。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了这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战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的处理，但这一惊人壮举，牵连、涉及的人物确实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涉及到外国人士。知晓此事的人们对他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朝廷处理这事也有所顾虑，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所赏赐的二品顶戴，仍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此事已过去一百多年，关于甲午战争的史书于此事又大都没有记载，所以差不多已被遗忘，希望有更多的人知晓其借筹之事，并使宋育仁先生得到告慰。
都说隋炀帝如何如何的凶残，荒淫无道，还是大色魔，从民间选一大批美女入宫，夜夜笙歌寻欢作乐。总之就是一代大暴君、大昏君。 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隋炀帝杨广，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是知识分子，但没有出息，杨广就是这样的人。 杨广打仗应该是很厉害的，灭陈朝抓住陈后主就是他，后来又平定江南叛乱，北上击败进犯的突厥人等等，战功赫赫。隋文帝杨坚的儿子中最能打仗的是杨广。 同时这个人又是个极好的演员。平时在独孤皇后面前装乖乖儿，故意穿的艰苦朴素，不近女色。后来他在太子之争中胜出跟独孤皇后的支持有很大关系。一旦得势马上就露出真面目，敢在父皇寝宫搞父皇的妃子了。 隋炀帝杨广能力应该也是有的。他搞的科举制可谓影响深远，毕竟废除了以前那种门阀制度，让平民百姓也有了鸡犬飞升的途径。还有隋朝大运河在历史上的地位就不用说了吧，虽然他主观思想未必是为了促进南北经济的交流，但毕竟客观上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还有，隋炀帝杨广大力开发西域的功绩也不可抹杀，不然现在西域那些地方未必是中国的了。 说了这么多隋炀帝影响中国上千年的事情，其实还有一件事往往被大家忽略。 这还得从三国时期说起。三国时孙权派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率水师一万多人渡海到达台湾，那时叫夷州。到了发现语言不通，很多将士又因为水土不服病死，所以就匆匆带了些当地土著，便回来了。这次到夷州基本上没干什么事儿，看一看，瞧一瞧就走了。 （台湾在隋宋时称流求；元时称琉求；明后期称小琉求。） 到了隋朝时，台湾被称为“流求”，不是那个琉球国。流求孤悬于海外好几百年了（从三国以后），无人过问，也无人过去。 杨广对土地意识似乎比较强，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么，那得看看这个普天有多大啊。所以他开发西域，打突厥人，三征高丽都是因为这些地方的人似乎不太认可他这个皇帝，那就打的你认可。 杨广知道海外有流求这个地方，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这个理念，咱得派人去招降他们啊，告诉那里的人现在谁是你们的皇帝。于是隋炀帝派人去了一趟流求。这一次去效果不太好，因言语不通，带了一个当地土著就回来了。 隋炀帝自然是不满意的。第二年又去了，这次似乎解决了言语不通的问题，他们不是带了一个当地土著回来么。但流求的那些土人部落不服从招抚。也难怪，你谁呀，我就服从你了，毕竟几百年来都没啥交流。 见流求不不服招抚，隋炀帝就恼火了，这是对我大隋的极大侮辱！便决定以武力征讨。 《隋书・陈棱传》就记载隋炀帝拜陈棱为武贲郎将征伐流求，“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当然不是商旅，而是来征伐的。流求王渴刺兜（其实也就一个部落酋长而已）派兵对抗，结果被陈棱军打败，“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流求王渴刺兜被杀死，总算是用武力迫使流求人臣服了。既然臣服了，那就不打了，回去吧，这次竟带了上万流求人回大陆。隋炀帝派人去的本意就是要让你臣服于我，他打突厥是为此，三征高丽也是为此。 从隋炀帝以后，历朝历代君主都知道了流求是我们的，虽然我不一定驻兵，也不一定设立政府机构。隋炀帝征服流求这次，实打实的流求成了中国的了，1400多年来如此。 历代君主认为一个孤悬海外的蛮夷之地不值得驻兵或设立政府机构，还是不够重视啊。包括到了清朝时候也不够重视，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割台湾可以，割东三省是万万要不得的。这多少能看出台湾在当时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夏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其约存在与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据史书记载，自大禹传位于子启开始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且，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夏朝之后，后人开始以华夏人自居。那么，夏朝存在如此之久那你知道夏朝的疆域图是多大吗?一起来看看吧。 >夏朝疆域图 夏朝疆域有多广？ 夏朝是部落城邦联盟到封建国家的过渡期，因此没有明确的疆域，夏氏族与其他部落城邦的关系很多就像是宗主国与朝贡国一样，但又有些方国是受夏室分封的，就如同诸侯国，故仅能以势力范围来表示其影响力。 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 >夏朝疆域图 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当时夏的势力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夏朝早期，夏族主要在山西中南部的河内地区活动，沿汾水、河水向东南方向迁途，晚期至河南中部伊、洛河流域。《国语·周语上》谓，“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见伊洛河水对夏晚期都畿的重要性。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夏族的十一支姒姓部落与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缘上有宗法关系，政治上有分封关系，经济上有贡赋关系，大致构成夏王朝的核心领土范围。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 以上是小编根据夏朝疆域有多广一事所做出的解说，不过，据考古文物记载，夏朝时期就已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所以，夏代的年代由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如您还想要了解更多与夏朝疆域图或者是与夏朝相关事件，敬请关注。
伍秉鉴 最近，胡润富豪榜的发布引来了无数讨论。其实，早在清朝的时候，广州就出了位“世界首富”，他叫伍秉鉴。 一位清朝时曾在广州十三行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浩官对他的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元。”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700万元。美国学者马士说，“在当时，伍氏的资产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2001年，伍秉鉴与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以及成吉思汗、和|、宋子文等人一起，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上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 一向重农抑商的清朝竟出了位“世界首富”，这位伍富翁是个什么样的人？ 17世纪后期，广州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口岸”。依托这个黄金口岸，手持官府赐予的垄断外贸权，加之自身的努力经营，广州十三行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伍秉鉴便是这“堆满银钱”的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员。1801年，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伍秉鉴走上十三行舞台时，行商的领袖，是潘振承创办的同文行。伍秉鉴不但让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潘氏成为行商总商，更让伍家的资产达到十三行顶峰，这自有其独到之处。 对于从事外贸代理业务的大清行商来说，全部的贸易机会都寄托在洋商身上，这里充满着激烈的行业竞争。而伍秉鉴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 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顺从”，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善缘，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鉴“诚实、亲切、细心、慷慨”。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还债，离家多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 其实，伍秉鉴在经营中是工于心计的。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在一些外商的日记、笔记中，伍秉鉴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不懂得幽默不要紧，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 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后来一位老行商刘德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复了他的份额。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当时朝廷的规定，要被充军伊犁，伍家便筹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伍秉鉴就是这样在洋行中恩威并施，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据《中华遗产》）
随着电影《火星救援》的热映，火星火了，火星上的土豆更火了，人类对于太空探险和太空移民的激情再一次被激发。而据媒体报道，前不久，科研人员宣布发现火星上存在液态水，尽管可能是短时间内的存在，但还是让地球人极其兴奋，觉得向地球外移民又接近了一步。 由此可见，茫茫宇宙中的天体，总是牵连着咱们地球人的感情和人事，而在古代人的意识里，天体更是和人事紧紧相关，同时，古代人也关心在星星上到底能种植什么东西。 迷信 火星让古人很紧张 火星尽管离地球遥远，但是通过肉眼还是能观测到的，因此，至少在古代中国和古埃及、古希腊，它早就存在于人们的视野和意识当中了。古希腊将其视为战神，取了个名字叫阿瑞斯，阿瑞斯好杀伐，火星看上去浑身血红，所以让希腊人想起了战争。古埃及人则奉火星为农业神，还经常祭祀它。 因为科学不发达，不识真面目，所以人类就想多了，自作多情地给火星平添了许多功能，在中国古代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管火星叫荧惑，这名字听上去就有点飘飘忽忽的味道，神神鬼鬼地让人捉摸不透，在天空中不怎么闪亮，荧火一般，又行踪诡异，合起来就荧惑。 这个星星既然是这么一个不太光彩的形象，古代天文学里于是就分给它一些让人不太愉快的职务，什么灾荒、死亡、战乱、妖孽之类负能量的事儿，都摊给它去管理。因此，这位仁兄一出现，就让人紧张，尤其是让皇帝、诸侯、王公贵族紧张。 那时的天文学家最怕的就是出现荧惑守心这一天文现象。这位被称为荧惑的兄弟，从古人的眼光去看，它似乎喜欢在天空中串门，有时候串到心宿的家门口去了，而且还赖着不走。这心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家庭有三颗星，古代诸侯和皇帝便自作主张地认为，这些个星球就是他们在太空的代言人。如果火星到了这个区域不走，与心宿二相遇，就能把地球人给吓趴了。其实，它们之间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而且，这火星与心宿二根本就没有相遇的可能性，火星跟地球相距最远几亿公里，最近几千万公里，可心宿二呢，跟地球相距几百光年，这两星球能走到一块去吗？火星遇到心宿，只不过是视觉上如此而已。 话说春秋时期，公元前480年，火星又一不小心串到了心宿，一时半会没有要走的意思。这可把宋景公吓坏了，因为宋国属于心宿的分野。他紧张兮兮地问观星人，怎么办？这观星人不厚道，说：那就将灾祸转移到国相身上。宋景公说：国相是我的左膀右臂，不能出事，相，吾之股肱。观星人又建议转移到老百姓身上，宋景公说：没有了老百姓，我算个啥？君者待民。观星者说：那就把这趟祸水转移给年岁，意思就是说让庄稼歉收。宋景公也不答应，说如果老百姓饿死了，我当的哪门子国君？观星人大为感动，说：国君宅心仁厚，上天也被感动，没事的。没多久，那远在几亿公里之外的火星居然被地球人感动了，稍稍挪了挪位置，移动了三度。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神话故事，从科学角度而言，不着边际，一个与人事毫不相关的天文现象把他们紧张成那样，至于吗？但是，即使是在如此迷信的情况下，宋景公还能够秉持与人为善、以人为本的宗旨，害怕归害怕，但还是咬咬牙，坚持自己的原则。迷信天文是一回事，坚持唯物的人事准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两个互不干扰。这其实也是宋景公对迷信的一种不自觉的反抗，可见当时的民本思想已经拥有了广泛的基础。 幻想 唐朝诗人在外星球观测地球 古代没有先进的航天工具，要去太空，当然只是个幻想，只能用文学的手法弥补现实手段的不足。不过，登火星确实没有想象过，那时候还认为火星只是颗小星星，不是个大球体，所以只有月球能引发此类幻想。 李白就有过此类豪情，欲上青天揽明月，但也就揽一下，点到为止，再过百来年，到李贺的时候，终于有了登月工程，当然，是文学意义上的登月工程。 诗人李贺登上了月球，用什么推送上去的，没有交代，反正凭借想象力，就登上了。凭着有限的天文知识，李贺认为月球上是有液态水的，这些水沾湿了月球车的车轮，玉轮轧露湿团光，月球上有人类，或者说有宇航员，这些宇航员身上都佩戴着鸾，走起路来哐啷哐啷响，鸾相逢桂香陌。 接下来，李贺站在月球上观看遥远的地球，说起来也不算遥远，也就三十多万公里。李贺想象到如果人类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当然，他还没有地球这个概念，只能说是地面，地面上的一切都很渺小，陆地和海洋也就是黄尘清水而已。另外，地面上的大陆，也就是九个冒烟的地方，遥望齐州九点烟。因为隔得远，连浩渺的大海看上去，也就是一杯水而已，一泓海水杯中泻。 李贺的想象力极其丰富、浩大，然而，他有限的天文知识局限了他的眼光，在这首名为《梦天》的诗里，他眼中的月亮与地面的关系，是上和下的关系，在月球上看人间，是从上面看下面。其实不然，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就是一个蓝色的大月亮，也高高地悬挂着，俯视着月球。 那么，唐朝诗人眼中的外星球上都种植有什么植物和农作物呢？土豆当然没有，因为在李贺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土豆。在电影《火星救援》里，男主角几乎是用生命来种土豆，吃力地运进火星土壤，还要进行微生物分解，而且必须在严格封闭的宇航舱里，再小心翼翼地合成液态水，然后才让土豆长出来。饶是如此，还是有专业人士觉得种土豆这一环节，科学性不够，因为没有考虑到火星的吸引力问题。 在李贺的诗歌中，这个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笔下的月球上，植物生长得简直有点奢侈。首先，月球上是有树林的，是桂花树，还开着花呢，玉宫桂树花未落，当然，关于月亮上生长着桂花树，这是中国古代的集体想象，不是李贺一个人的想象，他只是顺着这个思想再往上发展而已。除了桂花树，还有梧桐树，窗前植桐青凤小；其次，月球上不仅有植物，还有动物，你看，梧桐树上还栖息着小小的凤凰呢；最后，月球上不仅有乔木，还有草本植物，这些草似乎是人工种植的，呼龙耕烟种瑶草，外星生物——龙，被当成了耕牛使用。 难能可贵的是，李贺倒是有宇宙时间概念，他认为到了月球上，时间就变快了，地球上的千年，在月球上就像跑马一般快速，更变千年如走马，中国古代所谓的天上一日，人间千年，以至于观棋烂柯的传说，也说明古人认为时间的长度是相对的。 探索 辛弃疾想到了东西半球 还意识到了地球的引力 寒食节这天，杜甫看着月亮，忽然觉得月色不够明朗，其实这赖不上月球，杜甫却觉得是吴刚偷懒，月亮里的桂树长得太茂盛，遮挡了月光，于是发动大家去月球砍树，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几百年后，辛弃疾捡了杜甫这么一句，放到自己的词里：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应更多。 辛弃疾倒是意识到了东西半球的区别，觉得人世间的另一半还有一个人间，我们这边月亮落下去了，那边正好月亮升起来，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而且辛弃疾似乎思考到了万有引力的问题，只是牛顿头上的那个苹果没砸到他，没让他琢磨透。辛弃疾问：飞镜无根谁系？月亮没有生根，谁用绳子系住了它？答案是地球的吸引力。可惜，辛弃疾没有深究，当然，客观条件不允许，深究也没用，牛顿还比他晚了好几百年呢。
在中国历史上，被权臣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皇帝太多了，他们大都受辱含屈，不敢作声，完全失去了皇帝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说白了就是傀儡皇帝。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位能够直面敢与权臣较量的傀儡皇帝，骨气十足，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此位皇帝到底是谁呢？他就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皇帝曹髦。 曹髦（公元241年—公元260年）即魏高贵乡公，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是三国时期曹魏的第四任皇帝，公元254年—公元260年在位。后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成济用戟刺死。 公元254年，曹魏权臣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此时的曹髦年少，实权被司马师掌控。次年，司马师病逝，其兄弟司马昭掌权，于是曹髦再度被孤立，仍是一个傀儡小皇帝。曹髦当政期间，司马昭专横跋扈，致使朝政逐渐腐败，国势衰弱，魏国内一片黑暗，时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语。另外司马昭还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由他抉择。这让身为一国之君的曹髦更加愤慨，对司马昭恨之入骨，只是不言于表而已。 曹髦年纪虽小，对自己的处境却有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白，自己的皇位坐得不会稳固。曹家班日薄西山，司马氏随时可能篡魏夺权。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司马氏蒙蔽世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可是，他并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傀儡命运，他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后代，他的骨子里，没有自甘人下的基因！ 此时，一场血战，在曹髦的内心酝酿着。到了公元260年，曹髦20岁那年，暴风雨终于来了。曹髦写了首诗《潜龙》，把自己比作受困的龙，说这条龙正受泥鳅、黄鳝的欺负。 司马昭正准备出兵伐蜀，心腹贾充跑过来劝他：您别伐蜀了，皇帝已经怀疑您了，他写了一首诗，把您比作泥鳅、黄鳝，您要是离朝，他肯定会拆您的后台。司马昭闻之大怒，立马佩剑上殿。曹髦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起身迎之。群臣见司马昭面带愠色，赶紧拍马屁：大将军功德显赫，应该加封为晋公。曹髦紧闭嘴唇，没有吭声。司马昭厉声说：我们司马家有大功于魏，加封我为晋公，难道你有意见不成？曹髦面无表情，气愤地哼出一句话来：大将军开口，谁敢不从？司马昭讨个没趣，气呼呼地质问曹髦：你把俺司马氏比作泥鳅、黄鳝，是何道理？曹髦怒视司马昭，那意思明摆着：这还用问吗？司马昭不便发作，冷笑着退朝了。 曹髦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后宫，心想：司马昭越来越嚣张了，竟敢在大殿上公然指责皇帝！身为君主，却要受大臣的摆布，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不行，我不能再忍了，必须跟司马昭干一仗，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于是曹髦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哭着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朕不能任他羞辱，你们要助我讨伐这个奸贼。王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劝曹髦：司马昭重权在握，内外公卿唯他马首是瞻，陛下您势单力薄，万不可轻举妄动！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大字报掷到地上，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虽死何惧？说完，就去请示皇太后。 王沈、王业见曹髦要动真格的，有些发慌，就对王经说：皇帝发疯了，咱们可不能跟随他自取灭族之祸，还是赶快到司马大将军那儿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王经怒而不许，王沈、王业就自己飞奔至大将军府，将皇帝要造反的消息告诉了司马昭。 按下司马昭不表，先说曹髦。他见自己得不到王沈等人的支持，决定单枪匹马讨伐司马昭。于是，中国封建史上最惨烈、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20岁的青年皇帝，为了I卫自己的尊严，带着300多个太监、侍卫，闹哄哄地踏上了讨伐之路。他的对手，是手握千军的司马昭，是曹魏挡也挡不住的衰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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