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汉末

司马朗（171年～217年），字伯达，河内郡温县人，东汉末年政治家，“司马八达”之一。司马朗年少时就表现得很有见识，汉末动乱之际，受父命带领家属逃离董卓，又迁往黎阳，成功躲避战乱。曹操任司空后，司马朗被辟为司空属官，又历任成皋令、堂阳长、元城令、丞相主簿、兖州刺史等职，所在皆有政绩，深受百姓爱戴。后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讨吴国，到达居巢。军队中流行瘟疫，司马朗亲自去视察，派送医药，因此染病，最终去世，时年四十七岁。他去世之后，兖州的人民都相当怀念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司马氏是汉末河内世族，司马朗的祖父司马俊官至颍川太守，父司马防年轻时担任地方官员，历任洛阳令、京兆尹，年老之后转任为骑都尉，他对司马兄弟的管教相当严格，“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相处时态度很严肃。司马朗九岁时，有客人直接称呼其父的字，司马朗便对那人说：“轻慢他人的亲长，就等于是不尊敬自己的亲长。”那位客人因此而道歉。 光和五年（182年），在司马朗十二岁时，便通过经学考试而成为童子郎，但是当时的监考官觉得司马朗身体高大强壮，怀疑他匿报年龄，便质问他。司马朗回答说：“我的家族中人世代以来的身材一向都很高大，我虽然年轻幼弱，却没有急功近利向上层攀援的习气，从而谎报年龄以求得在仕途上早有成就，这不是我的人生立志要做的事情。”监试官因此觉得司马朗品行才能果然异于常人。 脱董返乡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进入洛阳，关东各州郡军队起兵反董。原冀州刺史李邵住在野王，为避战祸，想搬迁至温县，司马朗认为野王和温县其实唇亡齿寒，而且李邵背负郡国人民的期望却先行逃避，恐怕会造成沿山各县民心动摇及骚乱。但是李邵不听其言，果然造生当地民乱，温县亦遭到劫掠。 之后董卓挟天子西迁长安，当时司马防担任治书御史，应该一起西迁，而司马防因战乱四起，因此要长子司马朗带着家人返回家乡温县，但是有人告发司马朗想要逃亡，军队便抓住他去见董卓，董卓对司马朗说：“你和我已去世的儿子同岁，为何要背叛！”，司马朗回答说：“明公以高世之功德，在天下大乱中辅助天子，清除了宦官的秽乱，举荐了许多贤士，这的确是虚心深虑，即将成为复兴社稷的治世啊。但是随着威德的隆重，功业的著大，而兵灾战乱却日渐严重，地方州郡有如大鼎煮沸一般，连京城的近郊，人民都不能安家乐业，因此要抛弃住家田产，四处流亡躲窜。虽然已在四方关口设置禁令，以重刑加以杀戮处罚，也不能阻止逃亡的风潮，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回故乡的原因。希望明公仔有所借鉴，稍加反省深思，那么名声就可像日月一般的荣耀，伊尹和周公也不能相比了。”董卓听完很满意，也说：“我也有这种感悟，你说的很有道理。” 司马朗虽暂时以托词哄骗过董卓，但也知道董卓一定会败亡，唯恐自己会被留下，便贿赂董卓身边的办事官员，偷偷地回到家乡。回到温县之后，司马朗又向乡中父老长辈们建议，河内郡与京城相邻，董卓与关东起兵群雄之间的战火一定会波及于此，这里将会成为乱世战乱频繁之地。不如趁道路尚通之时，先到黎阳投靠统领兵马的乡里姻亲赵威孙，然后观察时势。但是父老长辈们都恋旧，不愿意跟随司马朗离乡背井，只有赵咨带着家属和司马朗一起前往。数月之后，关东诸州郡起兵数十万人，大军都聚集在荥阳及河内郡，群雄们因各怀鬼胎，所以难以统一行动，因此有些士兵便劫掠当地百姓，造成人民的死伤超过半数以上。之后关东联军解散。 兴平元年（195年），兖州刺史曹操与夺取其地盘的吕布在濮阳相对峙，司马朗才带着家属回到温县，当年发生饥荒，人民相食，司马朗收留抚恤宗族众人，代替父亲教导诸弟，因此司马家没有因为世道衰败而家业凋零。   投效曹操 司马朗二十二岁时，司空曹操征辟司马朗为司空掾属，后出为成皋县令，但因病去职，后来又复职为堂阳县长。 司马朗治理政务相当宽惠，不行鞭杖之刑，而民众也没有触犯刑律。当时，县里有民众迁徙充到都城里去的，后来县里征调百姓服役造船，迁走的百姓唯恐司马朗这边人手不足，于是彼此相邀私下里回来相助，司马朗就是如此受到百姓的爱戴。之后又调任为元城令。 建安十三年（208年）之后，司马朗被曹操征辟为丞相主簿。司马朗认为汉末的乱世，是因为秦朝取消了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的制度，而地方郡国又没有练兵备战的缘故，现今虽然不需恢复五等爵位，但可令地方郡国召集常备士兵，既可抵抗外族的侵略，亦可威吓有不轨之心的乱臣，可以做为长治久安的对策。 司马朗又认为应该恢复井田制度，之前人民世代相传拥有土地，难以征收后重新分配，现今正值乱世，人民流离失所，土地无主，刚好可以借机恢复井田制。司马朗的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执行，但地方州郡领兵这项政策，原本是出自司马朗的意见。 出任刺史 后来司马朗又迁任为兖州刺史，他实施许多政策，都被百姓们称赞。司马朗在军旅之时，亦穿着简朴的衣服，吃粗糙的食物，以身作则带动节俭的风气。他十分喜欢人伦典籍，乡人李觌等享有很高的虚名，但司马朗经常公开地贬低他们的德行；后来李觌等果真败亡，当时的人们才信服司马朗的判断。当时钟繇、王粲等人发表言论说：“只有圣人才能有太平治世。”，司马朗则说：“伊尹、颜回虽然不是圣人，但是他们的德行言论在民众中累世相传、深入人心的话，也可以成就太平治世。”曹丕很喜欢司马朗的言论文辞，他称帝后曾命秘书监手录其文章。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马朗跟随夏侯惇、臧霸等人征伐东吴，到达居巢时，士兵之间发生严重的流行病，司马朗亲自巡视士兵病情，给士兵们医治药物，自己却感染了疾病，因而病死，时年四十七岁。留下遗言说：“刺史蒙国厚恩，督司万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身没之后，其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勿违吾志也。”   他去世之后，兖州的人民都相当怀念他。 魏明帝即位之后，封司马朗之子司马遗为昌武亭侯，有食邑百户。司马朗之弟司马孚又将其子司马望过继给司马朗，司马遗去世之后，由司马望之子司马洪继承其嗣。 人物评价 陈寿：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而已。太祖创基，迄终魏业，此皆其流称誉有名实者也。咸精达事机，威恩兼著，故能肃齐万里，见述于后也。 家族成员 祖父 司马俊 父亲 司马防 子嗣 司马遗、司马望（继子，司马孚子，过继给司马朗） 兄弟 司马懿、司马孚、司马馗、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他们和司马朗并称“司马八达”） 孙 司马洪（司马望之子）  相关考证 《三国志》记载：“（司马朗）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而“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马朗）遇疾卒，时年四十七”，两相比较，必有一误。 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的意见是：“太祖以建安元年拜司空，辟朗为司空掾，朗时年二十二。至建安二十二年卒，止有四十三岁，传误。” 其实，两文均为孤证，潘眉说是取信前文，否定后文。若如此，司马防（生卒年149-219年）则是在26岁（实岁）得长子司马朗，初平元年（190年），司马朗在十五六岁时便带族人返乡、并经历劝说李邵、董卓提审等事，均难以与常情契合。 若取后文，则司马朗生于建宁四年（171年），则司马防在22岁（实岁）时得长子司马朗，初平元年（190年），司马朗以20岁（虚岁）的身份带族人返乡，并经历劝说李邵、董卓提审等事。 所以说，取后文“（司马朗）遇疾卒，时年四十七。”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至于前文“二十二”修改的原因： 按《晋书》记载，司马懿为建安六年（201年）出仕，任河内郡上计掾。 再按《后汉书》：（封观）当举孝廉，以兄名位未显，耻先受之。 可推司马朗出仕时间应当早于建安六年（201年），而曹操拜司空的时间为建安元年（196年）十一月，实际开始征辟士人为掾，当以次年（197年）伊始。综合一下，司马朗出仕时间区间为197-200年间。 按《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四年（199年）四月，斩眭固，“以魏种为河内太守，属以河北事”。似乎推司马朗在建安四年（199年）出仕，更为精当。 据此，《司马朗传》的“年二十二”可改为“年二十九”。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司马朗，京兆尹司马防之子，司马懿之兄，在曹操手下任主簿，《三国演义》第39回中提及 。   影视形象 年份 影视类型 剧名 饰演者 2017 电视剧 《军师联盟》 李佑伟 2018 电视剧 《三国机密》 贾本初 司马八达 “司马八达”指东汉末年河内名门司马家族兄弟八人：汉兖州刺史司马朗，字伯达；魏太尉（晋宣帝）司马懿，字仲达；魏太宰（晋安平王）司马孚，字叔达；魏东武城侯司马馗，字季达；魏鸿胪丞司马恂，字显达；魏中郎司马进，字惠达；魏安城亭侯司马通，字雅达；魏安平亭侯司马敏，字幼达。因其兄弟八人的表字皆有“达”，于是并称为“司马八达”。

乐进(?-218年)，字文谦，阳平郡卫侯(今山东莘县)人。东汉末年名将。下面历史名人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乐进容貌短小，以其胆烈而成为曹操帐下吏，南征北讨。攻获嘉，斩俘数千。在官渡之战时，斩袁绍部将淳于琼。又从击袁谭、袁尚于黎阳，斩其大将严敬。又大破黄巾、雍奴、管承。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刘备入蜀后，乐进击退关羽、苏非，降伏南郡蛮夷，又大破刘备的临沮长、旌阳长。后来，跟从曹操征讨孙权，获假节。曹操自合肥还，留下乐进与张辽、李典屯于合肥。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逝世，谥曰威侯。后世将乐进称为曹魏“五子良将”之一。 人物生平 每战先登 乐进出生于阳平郡卫国，容貌短小，有胆烈而跟随曹操，为帐下吏。 初平元年(190年)，曹操因兵少，亲自去扬州募兵。乐进则被遣回所属的阳平郡募兵，募得千多人，后来与曹操在河内会合，升任为军假司马、陷陈都尉。 兴平元年(194年)，乐进从击吕布于濮阳，张超于雍丘，桥蕤于苦县，都是先登陷阵而有功，封广昌亭侯。 建安三年(198年)，乐进从征张绣于安众，围吕布于下邳，破其别遣军将。 建安四年(199年)，又击眭固于射犬，攻刘备于小沛，都获得了胜利，拜为讨寇校尉。 骁果显名 建安五年(200年)，乐进与于禁将率领步骑五千，击袁绍的别营。从延津西南缘河而进，渡河攻获嘉。焚烧保聚三十余屯，斩首、俘获各有数千，降服袁绍将领何茂、王摩等二十余人，然后返还营地。从击袁绍，参与了官渡之战，奋勇力战，斩袁绍部将淳于琼。 建安九年(204年)，从击袁绍之子袁谭、袁尚兄弟于黎阳，斩其大将严敬，拜游击将军。不久乐进别击黄巾，破其众，平抚乐安郡。从围邺城，平定后追击袁谭于南皮，再次先登，闯入南皮城东门。袁谭败后，乐进别攻雍奴，再破其军。 咸有效劳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上表汉献帝，称赞乐进及于禁、张辽说：“武力强大，计谋周全，品性忠正，操守高洁，每次征战，身先士卒，勇猛顽强，无坚不摧;亲自擂动战鼓，忘了疲倦。他们单独领兵征讨，统率全军，抚慰将士，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临敌决策，没有失误。论功记职，应该给予显要荣宠。”于是，以乐进为折冲将军。乐进奉命别征高干，从北道入上党，回出其后。高干等人还守壶关，连战斩首。高干坚守，乐进未能攻下，直至曹操亲自来征，才攻克壶关。秋八月，曹操征管承时，进军淳于，遣乐进与李典往击。结果管承破走，逃入海岛，海滨尽平。 征战荆襄 建安十三年(208年)，当时荆州尚未归附，乐进被遣屯军于阳翟。后来，从平荆州，留屯襄阳。 建安十四年(209年)，乐进、文聘都没有209年的作战证明。乐进可能一直留守襄阳。 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病逝。此后，刘备开始向孙权借南郡。 在刘备获得南郡之后，南郡诸郡山谷蛮夷都归附刘备。南郡境内有临沮(临沮，位于湖北省远安县)、旌阳(旌阳，位于湖北省枝江县的北部)两地。刘备以杜普为临沮长，以梁大为旌阳长。 在刘备离开南郡而率军入蜀后，襄阳的乐进、江夏的文聘趁着刘备入蜀而开始进击南郡。 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乐进与关羽交战于青泥(青泥，位于湖北省钟祥的东部)，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乐进击退关羽、苏非。原本归附刘备的南郡诸郡山谷蛮夷纷纷前往乐进处投降。 关羽向西南方向退却至寻口(寻口，位于湖北省钟祥的西南方)。后来，文聘也率军赶到。乐进、文聘二人联手与关羽交战于寻口(寻口，位于湖北省钟祥的西南方)。文聘因为在此战中表现出色而被晋升为延寿亭侯、讨逆将军。 乐进又进击临沮(临沮，位于湖北省远安县)、旌阳(旌阳，位于湖北省枝江县的北部)，征讨刘备手下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 此前，刘备在与刘璋通信时，曾预测出“进必大克”的危机。至此，乐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刘备的远见卓识。 征战江淮 建安十九年(214年)七月，乐进从征孙权，获得假节。 同年十月，曹操自合肥还，留乐进与张辽、李典屯于合肥。乐进增邑五百，并前，共一千二百户。(乐进假节时间晚于张辽的209年，所以，第三方传记《温恢传》、《李典传》在宣布江淮地区的公务时，乐进名列在张辽之后。并非上下级，遇事“共咨议”。) 建安二十年(215 年)八月，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际，亲率十万兵马攻向合肥。曹操在出征张鲁前，派护军薛悌送函到合肥，写到“贼至乃发(贼军到时就打开)”，在大军压境之际，张辽等便打开曹操之函，写到：“若孙权军来到，张、李两位将军出城迎战，乐将军守护军不得出战。”因双方兵力悬殊，诸将都对此指示感到疑惑。本来，张辽、李典二人因为兖州之战中的李乾之死、李整血战等往事而素有仇怨，曹操为了防止二人因仇怨而导致不利之境，于是命令乐进守城接应。三人在逍遥津之战紧密配合，大破吴军，几获孙权。战后，张辽问投降的东吴士兵，刚有个紫色胡须、上身长腿短、善于骑射的人是谁，东吴降卒说那就是孙权。张辽和乐进相遇，谈到这事，说早知道就急追他，搞不好就抓到了，合肥城内举军叹恨。 晚年殊荣 尽管，乐进、张辽、李典3人平级，但是，《武帝纪》、《乐进传》都没有记载合肥之战的乐进战功。后来，以乐进数次有军功(注意：乐进的最后一次军功表彰，晚于建安二十年的合肥之战)，分五百户，封一子列侯;乐进升迁至右将军。(当时，以右为尊)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乐进逝世，谥曰威侯。 正始四年(243年)，乐进从祀于曹操庙庭。

臧洪(160―196年)，字子源(一作子原)，东汉末群雄之一，太原太守臧旻之子。下面历史名人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为人雄气壮节，举孝廉出身。初授议郎，迁广陵功曹。曾为关东联军设坛盟誓，共同讨伐董卓，深得盟主袁绍看中，荐为青州刺史，转东郡太守。施政有方，政绩卓越，深得百姓拥护。因袁绍不肯援救张超，而对袁绍产生怨恨，于是举城叛变，被袁绍围攻一年后，城破被杀。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臧洪的父亲臧旻历任使匈奴中郎将、中山太守、太原太守等职，在任官期间很有声誉。曾平定会稽妖贼许昭的叛乱。 臧洪十五岁时，因其父的功绩被拜为童子郎，在太学里有名气。臧洪体貌魁梧，格外优秀，20多岁时被选为孝廉而为郎，与刘繇、王朗等同被外选为县长。 密讨董卓 中平(184年—189年)末年，臧洪辞官回家，被广陵太守张超聘为功曹。当时正值董卓之乱，董卓杀少帝刘辩，臧洪预感到天下大乱，于是劝张超道：“明府您祖上世代受国恩，你们兄弟俩都掌握着一方大郡，现在王室经此劫数，乱臣贼子未被惩处，这正是天下义烈之士报恩效命之时。眼下广陵郡比较安定，郡内十分富裕，如果动员一下至少可以征得二万人，以此来诛除国贼，给天下人做个榜样，那将是最大的节义呀!”张超听从了他，与臧洪一起西行到陈留去见兄长张邈，商议起兵之事。两人一拍即合，于是有了酸枣会盟。关东联军后来形成了燎原之势，如果探究其发起者，当数臧洪最早。 酸枣会盟 不久，张超、张邈会同刘岱、孔伷、桥瑁等在酸枣正式会盟举兵。酸枣大会时，张邈对张超道：“听说贤弟你在广陵，行政教化赏罚等什么的，自己都不管，全都交由臧洪来做。这个臧洪是个怎样的人啊?”张超回答：“臧洪才干智略全比我强，我特别喜欢他，他可谓海内奇士。”张邈一听，马上接见这位臧洪，对话后张邈“大异之”，发现臧洪确实是个人才，即刻向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推荐臧洪，两位刺史也喜欢的不得了。 后来队伍都到齐了，酸枣盟军开了一次大会，向大家宣讲一下此举的行动方针，但是等到设坛盟誓的时候，各路诸侯都互相推让，不肯上坛领誓，于是共推臧洪上坛。臧洪毫不推辞，升坛歃血盟誓，臧洪语气慷慨激扬，声情并茂、涕泪交流，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 一、声讨董卓暴行：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翦覆四海。 二、宣布讨董的仁人义士的名单：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陈留太守邈、东郡太守瑁、广陵太守超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 三、盟誓：凡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臣节，殒首丧元，必无二志。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臧洪辞气慷慨激昂，当时听到这篇盟誓上至刺史将侯、下至卒伍仆隶，没有不感动振奋的。但至此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各路诸侯相互猜忌，迟疑不前，粮草耗竭，酸枣会盟在公元192年(初平二年)宣告瓦解。 治理青州 当时，张超留在了陈留，派臧洪前往幽州联络大司马刘虞，臧洪到达河间国时，恰逢袁绍与公孙瓒交战，臧洪无法通过，恰好袁绍在那里。袁绍见到臧洪也很器重他的才能，“奇重之”。这时青州刺史焦和病卒，袁绍任命臧洪为青州刺史。当时青州黄巾军很活跃，连年战乱，致使“州遂萧条，悉为丘墟”， 臧洪在任前后两年，在他的治理下，青州呈现出新的面貌，“群盗奔走”。袁绍“叹其能”，改任他为兖州刺史部的东郡太守，治所在东郡境内黄河北岸的东武阳。 结怨袁绍 兴平二年(195年)，曹操在雍丘包围张超。张超对部下说道：“这种情况下，也许就臧洪会来救我吧。”部下都认为袁绍与曹操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臧洪又被袁绍所重用，一定不会自毁前程，而远来赴难。张超说：“子源这个人，是天下首屈一指的义士，绝不会背弃自己的原则。只可能会被袁绍约束，来不及救我。”臧洪听说张超被围，危在旦夕，光着脚大哭，立马要率领所部兵马前去救援，又向袁绍请求增加军队，袁绍当然不会答应，最后托了三个月，雍丘被曹操攻破，张超一家被灭族。臧洪于是对袁绍充满了怨恨，他宣布与袁绍断绝关系，这就等于宣布东郡独立。 城破身死 袁绍生气了，于是亲自带兵前来问罪，袁绍把臧洪围在东武阳城，但是怎么攻都攻不下来，前后长达一年。 兴平三年(196)，袁绍命令陈琳写信给臧洪，劝他投降，臧洪洋洋洒洒写了一封千字文，这篇回信完整地保留在《汉末英雄记》当中，《三国志》和《后汉书》在摘录时略有删节。 袁绍接到书信以后，知道臧洪誓死不降，增兵急攻，东武阳城中粮食已尽，臧洪认为死期不远，把部下叫来对他们说：“袁绍的野心很大，对汉室江山图谋不轨，我为大义而死，死有所值，你们没必要跟着我一起死，你们在城池未破之前，带着家小逃出去吧。”城中的部将百姓都泪流满面的说：“要死一起死!”一开始还有老鼠和武器上的皮革可以吃，后来什么都被吃光了，到最后只剩下了三升米，臧洪让人煮成稀粥让大家喝。最后又把自己的爱妾杀了分给将士充饥。将士们都失声痛哭，都没法抬头看臧洪。这时城中男女七八千人互相枕着大腿死在一起，但一个叛逃的也没有。 最后东武阳城还是被袁绍攻破，用了很多布幔来布置现场，大会诸将来召见臧洪，袁绍问他：“臧洪，你为何要如此背叛于我?现在服了没有?” 臧洪可能饿得都站不起来了，坐在地上瞪着眼睛对袁绍说：“你们袁家事汉已四世五公，可谓国恩浩荡。现在王室衰弱，你们没有辅翼之意，反而充满自己的野心，只可惜我臧洪力量不够，不能亲手杀了你们为天下报仇，哪来的服不服?”袁绍恼羞成怒，下令把臧洪杀了。 臧洪有个同县的老乡叫陈容，在臧洪手下担任东郡郡丞，东武阳未被攻下前，臧洪派陈容出城。臧洪在法场时袁绍命陈容在一旁看，看袁绍要杀臧洪，他上来求情，袁绍不答应，让人把他拉出去，陈容大喊：“今日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袁绍于是下令把陈容也杀了。袁绍身边不少人对臧洪、陈容之死表示惋惜，认为是“一日杀二烈士”。 臧洪在城破之前派遣两个司马出城向吕布求援，等到他们回来时东武阳已经陷落，皆赴敌而死。

张燕，本姓褚，生卒年不详，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人 ，东汉末年黑山军首领。张燕剽捍，敏捷过人，军中称为“飞燕”。官渡之战时投降曹操，被任命为平北将军，封安国亭侯。死后其子张方袭爵。下面历史名人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人物生平 拥为首领 张燕原名堵燕。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褚燕聚集一帮少年为强盗，在山水间转战出击，待回到真定时，部众已经达到一万多人。中平二年(185年)，当时博陵(今河北蠡县)人张牛角也聚集起一伙人，自称将军，与褚燕合兵一处。褚燕推举张牛角为首领，进兵攻打瘿陶(今河北宁晋县)，张牛角被流箭射中，身受重伤，临死之前，命令他的部下尊奉褚燕为首领。张牛角死后，众人一起拥戴褚燕为首领，于是褚燕改姓张，唤作张燕。 号称飞燕 张燕因身轻如燕，又骁勇善战，所以军中都称他为“飞燕”。后来张燕的部队不断壮大，与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等地叛匪互相联络，叛匪中的小头领孙轻、王当等人，都带着部众归附到张燕麾下，张燕部众发展到近百万人，号称“黑山军”。黄河以北的各郡、县都受到侵扰，朝廷却无力派兵围剿。于是，张燕派使者到京城洛阳，上书朝廷请求归降。汉灵帝于是任命张燕为平难中郎将，使他管理黄河以北山区的行政及治安事务，每年可以向朝廷推荐孝廉，并派遣计吏到洛阳去汇报。 与绍征战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迁都于长安，天下纷纷起兵讨伐，张燕于是带着他的部队与各路诸侯结盟。 初平二年(191年)，袁绍与公孙瓒争夺冀州，张燕派部将杜长等人带兵帮助公孙瓒，最终被袁绍击败，张燕的手下部众稍稍散去了一些。 初平四年(193年)，袁绍剿灭境内黑山军，后联合吕布与张燕的主力在常山展开激战。当时张燕拥有精兵数万人，战马数千匹。 双方一连战斗了十余天，张燕军死伤虽多，袁绍军也感到疲惫，于是双方各自撤退。 建安四年(199年)三月，当时袁绍攻打公孙瓒，张燕与公孙续率兵十万，分三路援救公孙瓒，张燕的援军还未到，公孙瓒秘密派使者送信给公孙续，让他率五千铁骑到北方低洼地区埋伏，点火作为信号，公孙瓒打算自己出城夹击袁绍围城部队。结果公孙瓒兵败，公孙续被杀。 投降曹操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平定河北的袁氏集团。四月，曹操留曹洪继续攻打邺城，自己亲自统军进攻尹楷，击败尹楷后回师。张燕派使者来拜见曹操，请求派军协助曹操进攻袁氏兄弟，曹操委任他为平北将军。 建安十年(205年)四月，张燕率领其部众十余万人投降曹操。曹操封张燕为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命他率军到邺城驻守。

说到蔡文姬，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东汉末年三国时代，这段时间堪称中国最黑暗的时代之一，百姓食不果腹，易子而食。根据历史官方数据记载，这段时间内，整个中国至少死亡数百万人。普通老百姓如此，甚至一些名门望族也是如此。 此女来自汉末书香世家，父亲正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蔡邕，此女从小饱读诗书，多才多艺，颜值更是位列三国顶级美女序列，此女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她是汉末顶级学霸，汉末第一大才女实至名归，其中2首诗作更是流传千古。遗憾的是，这该死的乱世让这样的美女才女也遭遇了悲情的命运。 汉末第一才女蔡文姬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让我们对于汉末三国的诸多名人故事都非常熟悉，三国的精彩，不但在于让人热血沸腾的英雄，更在于让人肃然起敬的颜值才情双双在线的三国女神们。 如果说，要搞一个三国美人榜，那么，让吕布多了“三姓家奴”头衔的“三国第一美女”貂蝉肯定上榜，让周瑜孙策兄弟倾倒的大小乔姐妹花当然无可争议的上榜，让曹操曹丕父子差点掀桌子的甄密当然有资格上榜。其实，除了以上知名度较高的三国美女，还有一个美女也绝对有资格入榜，这不单单因为其颜值不输于以上几位美女，更因为她才华出众，三国第一才女这个荣誉头衔，她当之无愧，她就是蔡文姬，一个命运多舛的悲情女人。 汉末教育界第一人蔡邕 也许是因为父亲蔡邕的影响，蔡文姬从小就体现出了强大的学霸因子，年纪轻轻就已经做到了“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当时京城文化圈子里，特别是年轻一代文学圈子里，蔡文姬都是一等一的核心人物。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一下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蔡邕绝对算是三国时代话题感很强的人物之一，他也被人们公认为三国时代教育界第一人，蔡邕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不是他做到了祭酒、左中郎将这样的高官位置，而是他培养了无数高级知识分子，三国很多知名度很高的大拿都是他的学生。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曹操，还有吴国一等一的文臣顾雍都是他的学生。还有作为一个文人，他的气节也是非常让人敬佩的，就是如董卓这样无法无天的“西凉王”也对蔡邕礼遇有加。 要知道，在董卓祸乱朝廷的时候，他杀死的汉朝大臣不计其数，甚至他都敢明目张胆地夜宿皇宫。在正史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董卓不但为人残暴，而且好色如命，这一点，可以从王允企图利用貂蝉使用美人计去“暗杀”董卓，去离间董卓吕布父子关系就可见一斑。但熟读历史，我们发现，蔡文姬这样一个艳名传京城的“市花”级美女，再加上人家又是大汉第一才女头衔加持，应该来说，董卓这样的人是不会放弃如此美人的，但董卓却真的不敢动蔡文姬，由此可以知道，蔡邕的社会影响力的确不可小觑。 婚姻不幸的蔡文姬 自古红颜多薄命，蔡文姬这样的大才女命运不可谓不多舛。婚姻不幸是其一。第一任丈夫正是河东卫家卫仲道。卫家和蔡家也算是门当户对，只可惜，卫仲道是一个病秧子，在结婚后不久，就因病去世。因为没有孩子，蔡文姬只好回到娘家。 然而还没等蔡文姬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缓过劲来，父亲卫仲道被王允陷害致死。不久，匈奴人大规模入侵中华大地。 悲剧女神这一次还是没有放过蔡文姬。在《续后汉书》如此记载：文姬之才辩，不幸而失身绝域。然能传父之业，免夫之死，有足称者，君子责备以为失节过矣。这段历史记录当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匈奴人这次入侵行动中，蔡文姬沦为匈奴人的俘虏，从而开始了长达12年的草原生活。 蔡文姬的才情在当时，不要说是在中原，就是在匈奴，鲜卑，乌恒这样的胡人群体当中，她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再加上蔡文姬长得漂亮，很快，蔡文姬就被第二任丈夫匈奴左贤王给娶了。当然，也有人说，匈奴左贤王根本没有娶蔡文姬。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在匈奴的12年里，蔡文姬还生了2个孩子。公元207年，在曹操统一北方以后，他花费重金从匈奴人那里赎回了蔡文姬。 曹操重金赎回蔡文姬 对于曹操大费周章花费重金从匈奴那里赎回蔡文姬，历史学家们也是争论不已。比如说，有人就认为，曹操此举，是因为曹操和蔡邕私人关系好，是因为在曹操崛起之路上，蔡邕曾经帮助过他，曹操这是投桃报李。也有人说，曹操此举，更多的是想借用蔡文姬父亲的强大影响力，去给自己的曹魏帝国笼络更多的人才。 不少历史学家也指出，曹操此举，完全是为了传播汉朝文化，而蔡文姬无疑是当时三国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重金赎回蔡文姬，无疑显示出了曹操对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视，而且这也和曹操自己爱好文学也有很大的关系。甚至有一些荒唐的说法说，曹操此举，完全是因为蔡文姬长得漂亮，毕竟曹操好人妻可是人尽皆知的。 不管曹操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至少曹操将我们的大汉第一大才女，无数大汉人心目中的女神赎回，这都是一件大好事。毕竟，这样的大才女能够带给我们国家的文化财富实在是不可估量，更何况蔡文姬这种美貌与才华并存的女神带给其他人的激励，更是一种无形的财富。 蔡文姬在被曹操赎回以后，嫁给了魏军一个小军官董祀，这也是蔡文姬的第三任丈夫。关于蔡文姬和董祀的爱情故事，历史资料记载得非常有限，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蔡文姬和董祀的夫妻关系只能算一般。毕竟两人兴趣相差太大，董祀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出彩。再加上，蔡文姬在匈奴还有两个孩子。 《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名传千古 命运的捉弄虽然让蔡文姬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但是这没有妨碍蔡文姬对文学，对书法，对音律的热爱。她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这两首诗作更是成为传承千年的经典之作，甚至后世不少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认为，就以综合才情而言，蔡文姬的“得分”甚至要比卓文君这个才女还要高。她的诗词风格甚至在后来影响了曹植和杜甫等几位诗词届大神。 历史对这位悲情才女评价是极高的，虽然她一生可谓是颠沛流离，甚至被外族欺辱12年，但命运施加到她身上的苦难并没有击倒蔡文姬，反而让她越挫越勇，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中国女性的坚韧，才气，勇敢。小彻认为，蔡文姬身上的这种伟大的精神才是我们后人最值得学习的，当然对于她那流传千古的诗词巨作也是很值得我们后人去细读的。

　　赤眉起义简介：西汉末年，封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很多农民无立锥之地，再加上频繁的灾害，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封建王朝荒淫腐朽，吏治腐败，官吏鱼肉人民。当饥荒到来时，居然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挣扎在死亡线的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天风五年，琅琊人樊崇率领一百人在莒县起义后转入泰山，不久临沂逄安，东海郡徐宣、谢禄等也纷纷响应，率部几万人与樊崇会合，以樊崇为首的起义军不断壮大，因起义军用赤色染眉故称赤眉军。 　　赤眉军在山东诸城西歼王莽军一万多人，取得了第一次大捷，又乘胜进攻青州，后折返泰山，队伍发展到十多万人。起义军制定了严明的纪律：“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争取群众，打击敌人，但赤眉军没有明确的纲领。 　　赤眉军于地皇三年二月同王莽大将王党军大战，起义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击虚，再次取得大胜。 　　地皇三年四月赤眉军与王莽大将王匡、廉丹决战于山东东平，这次大战王匡狼狈逃走，廉丹被杀死，赤眉军占领黄河两岸的大片土地。 　　更始政权建立后，赤眉军由樊崇率领将领二十多人来到洛阳，归附更始政权，绿林赤眉军主力联合，但更始帝刘玄，昏庸腐败，日夜饮酒为乐，大封宗室，排除异己，杀大将刘演，使众将寒心走向分裂。樊崇率领将领回到军中，不久进军颖川，进攻宛城，杀县令，另一路军杀死河南太守。 　　虽然赤眉军多次取胜，但由于以山东兵为主思乡心切，但樊崇决定西征，于公元24年12月开始西征，两路大军进至长安。并且打败了刘玄之将苏茂，接着整顿部队，进攻长安。公元25年3月，大败李松，李松死伤三万多人，逃回长安，众将立汉宗室刘盆子为皇帝，国号“汉”，樊崇任御史大夫。王匡、张卯为了避免刘玄的杀害，率军投赤眉军，25年9月赤眉军攻克长安，刘玄被迫投降，不久被绞死，西征就此胜利结束。樊崇却不打破外围，却论功行赏贻误战机，没有占领战略要地，华阴、新安等没有战略眼光。赤眉军面对新形势没有提高足够的警惕，各地的地方武装纷纷建立，抢占地盘，尤其以刘秀军，以洛阳为中心，封锁了赤眉军的后路，他不断兼并其武装，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军事实力超过了赤眉军。 　　关中地主豪强组织武装，聚众反抗，使长安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的困难，赤眉军没有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豪强获取军粮，无奈转移甘肃一带，后适逢大雪，许多士兵冻死，又遭到隗嚣的袭击，无奈又返回长安，这时长安又发生了大饥荒，20万赤眉军向东进发，在河南渑池与刘秀军决战，刘秀大将冯异派军扮作赤眉军埋伏下来，赤眉军不察被冯异击败，在宜阳遭截击，起义军虽浴血奋战，但饥饿疲乏之下还是失败了。樊崇等大将不久被杀害，主力被歼灭了，其余分散与各地的义军相继被刘秀所灭。 　　后记：樊崇帅赤眉军英勇奋战了十年，辗转数省，沉重打击了王莽政权，推翻了更始政权，可是对地主阶级新生力量刘秀却没有清醒的认识，同刘玄大战时死伤惨重，却让刘秀渔翁得利，没有战略眼光，流动式作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受挫后无法保证兵源、粮食的供给，盲目西进，仓促东发，若全力向西打败隗嚣，可占据一地而生存，可是却受挫而返回，以致攻不能攻，守不能守。同拥有优势兵力，装备齐整，军粮充足的刘秀军作战失败是必然的，但樊崇领导的赤眉军大起义，却写下了历史光辉的一章!!!樊崇是一位大英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的赤眉起义,西汉相关内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帮忙分享这篇文章^_^

　　谁是东汉末年遗臭万年的祸国大盗？东汉末年，王朝衰落，军阀割据，群雄逐鹿。董卓就是这一时期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军阀。公元189年，他带兵入洛，专断朝政，擅自废立，成为汉末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当时，临洮县与西北羌人的居住地相邻，是一个防御羌人的边陲重镇。而董卓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史书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董卓年轻时就曾经到羌人居住地游历，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多与羌族部落酋长交往。董卓不仅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通晓武艺，骑上骏马，能带着两鞋弓箭，左右驰射。他那野蛮凶狠的性格和粗壮强悍的体魄，使得当地人们都畏他三分。不仅乡里人不敢惹他，周边羌人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董卓年少从军，他从一个行伍吏卒，升迁为羽林郎、中郎将、前将军，是东汉对西羌的部族战争中培植起来的军阀，他的基干队伍是以羌人为主体的凉州兵。公元184年，董卓为东中郎将，领兵镇压山东黄巾军;公元185年，又被起用为破虏将军。西征韩遂，在六路大军中唯一取得不败，升为前将军，羽翼日趋丰满的董卓自恃战功与威望，越来越变得野心勃勃，目中无人，开始拥兵自重。公元189年，汉灵帝欲让董卓交出兵权而征为少府，董卓抗命不就，又改拜为并州刺史，董卓屯兵河东观变。当年，汉灵帝去世，少帝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外戚何进为大将军。宦官和外戚为了取得控制皇权的特殊权力，斗争日趋激烈。双方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相互排挤，殊死斗争。何进召董卓星夜入洛。可是，董卓却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还没来得及赶到洛阳之前，何进就在争斗中被张让等人杀死。 　　董卓入洛，步骑不过三千人。当时京师官兵甚盛。司隶校尉袁绍拥有禁军指挥权，还有殿军校尉曹操也是咄咄逼人，而后将军袁术更是控制了何进的部曲，执金吾丁原手下有骁将吕布。这些力量合起来是董卓的N倍之众。但行伍生涯已三十余年的董卓，觉察自己势单力薄，却十分狡诈地运用权谋来虚张声势，他过几天就将部众暗地里拉出军营，而天明时“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吓得袁绍、袁术、曹操纷纷逃出京师，禁军和何进部曲统归董卓。同时，董卓又离间丁原部曲，吕布杀丁原并被董卓收为义子。于是，董卓势力大涨，这时的他该出手了! 　　董卓入洛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废帝更立，控制皇权。他将汉少帝刘辩废为弘农王，接着又把他和何太后给杀了。另立刘辩异母弟弟、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时年9岁的汉献帝被董卓玩弄于股掌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董卓将自己升迁为太尉，成为三公之一，掌管全国军事和前将军事务，后又自封郡侯，拜国相，跃居三公之首，掌宰相权。董卓虽然名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但实际上却远远超越皇帝，享有“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董卓利用手中特权，重新提升和任用大批党人，如吏部尚书周铋、侍中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颥、司空伍处士等。不仅如此，只要是与以上人员有关的党锢之徒，董卓都把他们拔为列卿，一时之间，“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当朝大文学奖蔡邕也曾被董卓拉拢和征召。董卓除了在中央各部布置亲己势力外，还通过任命太守、刺史等手段安插地方爪牙。军事上，董卓坚固根本，牢牢控制了关西。不久。又以雄韬武略从皇甫嵩手中取得了关中的控制权。 　　董卓废帝擅立，大权在握，野心日益暴露。他不思治国，一心某篡逆，放纵部下乱结党羽。董卓率军初次进兵洛阳时，见城中富足贵族府第连绵，家家殷实，金帛财产无数，便放纵手下士兵，实行所谓“搜牢”运动。董卓还趁机掠取汉灵帝与何太后合葬墓中随葬珍宝，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董卓纵容他的士兵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劫掠物资，把整个洛阳城闹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国家法纪被践踏无遗。公元190年，关东兵起，董卓退出洛阳，不顾朝臣反对而胁迫献帝将都城从洛阳西迁至长安。他发掘诸帝陵寝及公卿墓冢，受其珍宝。还把洛阳城及其附近二百里的居民，将其房屋烧尽，牲畜杀光，几百万人口被驱赶到关中。整个洛阳城狼藉不堪，在董卓肆意践踏破坏下，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夷。曹操对此悲愤不已，他写了一首诗《薤露行》，予以讥讽： 　　贼臣持国柄，杀主死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被驱赶的人民，沿途缺粮，更遭军队将士的蹂躏和抢掠，死亡无数，积尸满路，史载：“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接着，董卓又把关中弄的是残破不堪。他大肆搜刮，敲剥黎民，筑坞于郿县，高厚七丈，与长安城等，号曰“万岁坞”，积存了三十年的军粮，珍藏黄金二三万斤，银两八九万斤，绵绮珠玉杂器奇玩，堆积如山。董卓得意洋洋地说：“事成，雄居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董卓已赤裸裸地将个人荣辱建立在千百万人民的尸骨上。为了自己聚敛巨额财富，董卓大量毁坏通行的五铢钱，还下令将所有的铜人、铜钟和铜马打破，重新铸成小钱。粗制滥造的小钱不仅重量比五铢钱轻，而且没有纹章，钱的边缘也没有轮廓，不耐磨损。小钱的流通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猛涨。据史书记载，当时买一石谷大概要花数万钱。老百姓苦不堪言，生活陷于极度痛苦之中。董卓却利用搜括来的钱财，整日歌舞升平，寻欢作乐，生活荒淫无度。董卓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与反抗。当时，天下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董卓的痛恨，到处传唱《千里草》的歌谣，希望他尽快死去。 　　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用计买通了吕布，借机诛杀了董卓。之前，王允先后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执金吾士孙瑞等人多次商议诛杀董卓的事情。一切准备就绪，正好逢上汉献帝大病初愈，朝中文武大臣都集会于未央殿，恭贺天子龙体康复。吕布借此机会，事先安排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亲兵，换上卫士的装束隐蔽在宫殿侧门的两边。董卓刚到侧门，便遭到李肃等人的突袭。董卓大骇，慌忙向吕布呼救。吕布正襟危坐，大声道：“我们是奏诏讨杀乱臣贼子，你死有余辜!”绝望中的董卓虽然奋力反抗，但已无济于事，当场被杀，并诛连三族。 　　董卓被杀后，长安百姓奔走相告，士女出卖衣装首饰，沽酒相庆，“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据说董卓死后，被暴尸东市，守尸吏把点燃的捻子插入董卓的肚脐眼中，点起天灯。因为董卓肥胖脂厚，“光明达曙，如是积日”。一代穷凶极恶的祸国大盗，终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遗臭万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的东汉,董卓相关内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帮忙分享这篇文章^_^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县，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包头人。由于小说《三国演义》及各种民间艺术的影响，吕布向来是以“三国第一猛将”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之中。下面途说历史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早年时期，吕布因其勇猛神武被并州刺史丁原任为主簿，大见亲待。汉灵帝死后，丁原进京与大将军何进密谋诛杀宦官，并为执金吾。董卓入京之后，诱吕布杀丁原，并委任他为骠骑都尉。不久，再升任他为中郎将，加封都亭侯。董卓还将自己十分喜欢的赤兔马赏赐给他，因此，这位三国的猛将便有了“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千古美誉。 　　此时，董卓横行朝野，残杀无辜，倒行逆施，为祸社稷，招致天下人唾弃。于是，在曹操的提议下，南阳、冀州、豫州等天下十八镇联合起兵讨伐董卓，以重振汉室江山。为对抗天下群雄的讨伐，董卓立即派出吕布率兵在虎牢关对阵天下十八镇联合兵团。也就是在此时，三国第一名将吕布与刘备、关羽、张飞三人风云际会，演绎了一场“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千古传奇。 　　应该说，吕布与关羽、张飞同为三国名将，都是武功超群绝伦、出类拔萃之辈。三人出马大战为，是为中国历史上最强档的沙场组合。于是，在《三国演义》的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一章中，把“三英战吕布”的生死对决描写得出神入化：吕布出阵时，只见他“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英俊潇洒、威风八面的名将风度，跃然纸上。然后，是一系列精彩的战场描述：那吕布手持方天画戟在联军阵内东冲西杀、横冲直撞，见将斩将，夺营拔寨，势不可挡，如入无人之境。紧接着：“吕布复引兵搦战。八路诸侯齐出。公孙瓒挥槊亲战吕布。战不数合，瓒败走。吕布纵赤兔马赶来。那马日行千里，飞走如风。看看赶上，布举画戟望瓒后心便刺。傍边一将，圆睁环眼，倒竖虎须，挺丈八蛇矛，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 　　这张飞一出场果然不凡，先是羞辱一番，然后再开战。他将吕布叫做“三姓家奴”，原因是吕布本来姓吕，后来投了荆州刺史丁原，认丁为义父;后来经不起董卓的诱惑，认贼作父，拜董卓为新的义父。其实，张飞这样羞辱吕布，吕布自然也要回敬于他。所以，后来吕布一直把张飞骂作“环眼贼”。这倒也算旗鼓相当，论长相，张飞是比较丑陋，与相貌堂堂的吕布没法比。当然，沙场论英雄，光凭长相好、嘴上能说还是不够的，决定胜负的还是武艺的高低。“飞抖擞精神，酣战吕布。连斗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云长见了，把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三匹马丁字儿厮杀。战到三十合，战不倒吕布。刘玄德掣双股剑，骤黄鬃马，刺斜里也来助战。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八路人马，都看得呆了。吕布架隔遮拦不定，看着玄德面上，虚刺一戟，玄德急闪。吕布荡开阵角，倒拖画戟，飞马便回。三个那里肯舍，拍马赶来。八路军兵，喊声大震，一齐掩杀。吕布军马望关上奔走;玄德、关、张随后赶来。” 　　从这“三英战吕布”的虎牢关大战中，不难看出，吕布虽然战败了，但是，虽败犹荣。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之中，不论任何一人都不是吕布的对手。即便是，关羽和张飞联手，也“战不倒吕布。”最后，还是“刘玄德掣双股剑，骤黄鬃马，刺斜里也来助战”，才把吕布打败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刘备即便与吕、关、张三人的武功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而刘备这一点小小的砝码加上去，胜负的天平立刻就倾斜了。吕布被他们三人团团围住，杀得招架不住，最后倒拖方天画戟，败下阵来。也就是说，武功平平的刘备成为了压垮吕布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刘备成为真正压垮吕布的最后一根稻草还不是虎牢关一战，而是后来的曹操大破徐州之时。 　　曹操为争夺天下九州之一的徐州，与吕布数次征战，最终，吕布不敌，东投刘备，刘备让他屯兵小沛。后刘备与袁术相争，吕布乘机夺取了徐州，自称徐州州牧。刘备无处栖身，只好投靠于吕布，吕布反让他屯兵小沛。不久，虎踞淮南的袁术攻打刘备，吕布为免袁术北连泰山兵马，围堵自己，于是出面相助，以辕门射戟解决战事，袁术麾下纪灵大赞吕布：“将军天威也”。后来，吕布与袁术终断盟好，袁术发兵攻打徐州，吕布以反间计大败袁术军。而刘备此时在小沛再次聚集了上万人马，吕布深感肘腋之患，于是再次连络袁术，联合出兵攻打刘备，刘备只好西投曹操，二人决定联手讨伐吕布。 　　东汉建安三年，即公元198年冬天，曹操攻打吕布的根据地下邳，因吕布有勇无谋而多猜忌，不用军师陈宫建议，诸将又各自猜疑，所以每战多败。曹操围攻吕布三个月，到了第二年的二月。曹操决水围城，吕布军中上下离心，其部下侯成、宋宪、魏续相继反叛，吕布在白门楼上被部下捆绑后献给曹操。 　　吕布被捆到曹操面前，曾要求松绑，曹操大笑说道：“捆绑老虎不得不紧。”吕布相告说：“曹公得到我，由我率领骑兵，曹公率领步兵，可以统一天下了。”曹操颇为心动，刘备却在一旁说：“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布目视玄德曰：“是儿最无信者!”操令牵下楼缢之。布回顾玄德曰：“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忽一人大叫曰：“吕布匹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众视之，乃刀斧手拥张辽至。操令将吕布缢死，然后枭首。后人有诗叹曰：“洪水滔滔淹下邳，当年吕布受擒时：空余赤兔马千里，漫有方天戟一枝。缚虎望宽今太懦，养鹰休饱昔无疑。恋妻不纳陈宫谏，枉骂无恩大耳儿。”又有诗论刘备曰：“伤人饿虎缚体宽，董卓丁原血未干。玄德既知能啖父，争如留取害曹瞒?”由此可见，刘备不仅是压垮吕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还是吕布生命中的克星。吕布惨死于刘备的一句话，这是他当初“辕门射戟”搭救刘备之时所万万想不到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的吕布,刘备相关内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帮忙分享这篇文章^_^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史上最全分析  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黄巾起义 > 第1节 暴动 > 　　从军事的角度讲，的肇始是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军事之下的深层次原因，是政治问题。三国动乱，源于东汉王朝的没落。从政治的角度看，东汉王朝的没落，又源于东汉后期皇权的衰落，宦官与外戚的交替专权以及外戚、宦官之间的相互倾轧，由此导致吏治败坏，民生破产。> > 　　这是分析农民起义原因的经典说法。> > 　　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除了揭竿而起，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以说，三国是一帮饥寒交迫的农民闹起来的。> > 　　揭竿而起这个词，似乎专指农民起义。大概起源于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意思是赤手空拳的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奋起造反。东汉末期的农民造反，揭开了三国混战的序幕。所以，有的学者写三国史，即是以黄巾起义开篇。> > 　　我现在来看看，揭开三国序幕的黄巾起义。> > 　 　东汉灵帝（刘宏，公元168—189年在位）时，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晋宁一带）人张角，传播一种叫太平道的神秘宗教。对于生病之人，张角和他的弟子们 叫病人跪下，让病人忏悔，然后喝下符水，有的病人竟然也能痊愈。十数年间，太平道在大半个中国流行，张角拥有门徒几十万。> >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将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余众，小方也有六七千人。这个“方”，是个准军事组织，大致相当于军区的意思，每方设立渠帅（军区司令）。方的建立，标志张角的组织架构业已建立，传教活动向军事行动转变。> > 　　张角他们宣传一个政治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是指东汉王朝，黄天是指他们将要建立的新朝代。临近起事的时候，张角的门徒们在各级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墙上，都用石灰浆写上“甲子”两字。> > 　　张角原定于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起事。可甲子年春节刚过，张角的其中一个门徒叫唐周的向政府告密，在京师洛阳联络宦官做内应的主要领导人马元义被捕、处以车裂极刑，牵连被杀者一千余人。> > 　　中央政府下令通缉张角兄弟。张角得知消息，急忙通知、联络各方，于二月匆忙举事。起义军没有统一的制服，就在头上裹一条黄巾，作为标志，时人称之为“黄巾贼”。> > 　　张角一声令下，各方风起云涌，起义军焚烧州郡，攻杀官吏。一时间，天下汹汹，举国震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糊涂长官们这才发觉，原来“大贤良师”传播的竟然是“邪教”，而且，“邪教”已转化为暴动。> > 　　黄巾暴动主要发生在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和豫州（今河南省大部和安徽省西北部）。豫州黄巾主要在颍川（今河南省中东部）和汝南（今河南省东南部）两郡。> > 　 　三月初，大将军何进（何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灵帝的大舅子）在京师及周围八个关隘进行军事部署。同时派出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共率四万大军进攻 豫州黄巾军，分两路进击颍川。朱俊与黄巾军首领波才会战于阳翟（颍川郡治所，今河南省禹州市），失败。皇甫嵩进驻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被波才部包围。> > 　　黄巾军将长社围得密不透风，皇甫嵩兵力单薄，军心惶恐。黄巾军依草结营，恰好刮大风，皇甫嵩心生一计，采用火攻，黄巾军溃败。骑都尉及时率兵赶到，与皇甫嵩一起追击黄巾军，黄巾军退回阳翟。> > 　　五月，皇甫嵩、朱俊、曹操三支部队会合，进攻固守阳翟的黄巾军，黄巾军大败，死数万人。> > 　　黄巾刚起事时，张曼成击斩南阳郡（属荆州，今河南省南阳地区）太守赵谦。六月，政府新任命的南阳太守秦颉反击，斩张曼成。> > 　　此时皇甫嵩和朱俊基本上将颍川、汝南、陈国（今河南省淮阳县）三郡黄巾军肃清。朱俊转而进攻南阳黄巾，皇甫嵩则奉命北上对付张氏兄弟率领的冀州黄巾军。> > 　　朱俊进入南阳以后，与黄巾军在宛县（南阳郡治所，今河南省南阳市）展开拉锯战，呈胶着状态，直至八月初，将十余万黄巾肃清。> > 　　本年春，张角兄弟直接领导的冀州黄巾军与豫州黄巾军一同起事，当地政府措手不及，幽州刺史郭勋、广阳郡（今北京地区）太守刘卫被杀。> > 　 　政府军与张角作战的是北中郎将卢植。卢植刚与张角接触，连战连胜，斩黄巾一万余人，张角退保广宗城（今河北省威县东），誓死固守。卢植将广宗团团围住， 广宗陷落在即。此时，前来军中视察的皇帝特使、小黄门左丰索贿不成，回京后诬告卢植贻误军机，卢植被解押回京，东中郎将接替卢植的指挥位置。> > 　　八月，皇甫嵩北上至东郡的仓亭（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进攻黄巾军，生擒黄巾将领卜巳。董卓与张角交战失利，受到军法处置。> > 　　十月，张角已经病死。皇甫嵩突袭广宗，张梁阵亡，黄巾军崩溃，生降、被杀者三万余人，被逼溺死五万余人。> > 　　十一月，皇甫嵩进攻屯军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州市西）的张宝，斩张宝，杀死、俘虏黄巾十余万人。> > 　　至此，冀州黄巾军的主力被镇压下去，全国展开大清洗。> > 　　其实，黄巾起义有狭义的概念和广义的概念。狭义的黄巾起义，即张角兄弟、波才、张曼成等领导的冀州、豫州公元184年春天的起义，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即被当局荡平。> > 　　广义的黄巾起义，或者更恰当地称之为黄巾农民运动，仍然在各地展开，大集团有二三万人，小的也有六七千人。这些民变集团的战士是否与张角他们一样头裹黄巾，史书没有明确的记录，一般称之为“贼”或黄巾余党。> > 　 　公元185年，张牛角、褚飞燕也拉起一支队伍，攻击瘿陶（巨鹿郡治所，今河北省宁晋县西南），张牛角战死，部众奉褚燕为主，褚燕改姓张（褚燕绰号飞燕， 所以燕就是张燕，即褚燕）。张飞燕率众转战于黑山（太行山南端，在今河南省鹤壁地区）一带，被政府称为黑山贼，部众多达百万。> > 　　公元188年二月，郭大等在河东郡（属司隶州，今山西省南部）的白波谷起事，被称为“白波贼”。十月，青州（今山东省北部）和徐州（今江苏省北部和山东省南部）黄巾再起，劫掠郡县。> > 　　公元189年，白波黄巾军攻击河东郡政府。> > 　　公元190年，青州黄巾大败刺史焦和的军队。公元191年冬，青州黄巾攻击渤海郡（属冀州，今河北省沧州地区），试图与黑山黄巾会合。降虏校尉公孙瓒大破青州黄巾军。> > 　 　公元192，黄巾首领于毒进攻东武阳（东郡治所），曹操采取声东击西战术，打败黄巾军。同年夏，青州黄巾军进攻兖州濮阳，斩兖州刺史刘岱，曹操接任兖州 刺史。冬十二月，曹操追击黄巾军至济北国（今山东省长清县），黄巾军部众一百余万全体投降。曹操挑选精壮三十余万入伍，号称青州兵。> > 　　在张角稍后起事的，还有凉州（今甘肃省）北宫伯玉、边章、韩遂、马腾，闹腾的动静很大，差一点占领了长安；一直折腾到公元214年只身投奔，公元215年韩遂被部将所杀。> > 　　公元190年以后，以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为标志，全国转入军阀混战，黄巾余音袅袅。> > 　　公元220年，世人听到了黄巾余音的绝响。这年正月，曹操逝世。消息传出，青州兵团的将领们率领各自的部属（经过近三十年的血火征战，这三十万人还存活多少？史书没有记载），放下武器，擂响战鼓，向东（他们的家乡青州）移动。> > 　　此时曹操刚死，尚未继位，任何事件都高度敏感。大家以为青州兵造反，要求制止，不听劝阻的，予以镇压。贾逵反对，中央政府立即发布一道命令，沿途各州郡必须保护他们的安全，供给他们饮食；他们抵达家乡后，当地政府必须给予妥善安置。> > 　　这支军纪很差，很能打仗，仅服从曹操的特殊军队终于偃旗息鼓。> > 　　曹操尸骨未寒，阴魂未散，地下有知，看见这些战友们离去，肯定会号啕大哭，然后放声大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怎么回家种地、抱孙子去了？嗬嗬嗬……哈哈哈……”> > 第2节 成本问题 >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大帝国的末代，都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令人扼腕的是，这些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黄巾起义在内，没有例外。> > 　　为什么？> > 　　关于这个“为什么”，古代、现代，官方、民间，历史学、文学，正式、非正式，给出了很多说法。> > 　　经典的说法是，农民起义之所以归于失败，是因为农民兄弟们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掌权后又容易腐败堕落，同志间容易自相残杀。> > 　　当然，这些说法肯定是对的，而且绝对不可能是错的。> >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像曹操、、们，他们连革命的边都沾不上，更谈不上什么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况且还属于腐朽、反动、落后的阶级，为什么他们能在大混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自己的帝国？> > 　　似乎，仅仅用革命性、阶级领导这些概念，并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视角放宽一些。> > 　　现代管理学认为，从事一项活动，是需要花费成本的，而且活动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现代管理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倒是可以从某个侧面直观地解释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 > 　　同做任何事情一样，战争是要消耗成本的，而且是高成本的。打仗要有队伍，队伍里的兵将们不能空着肚皮去打仗，也不能赤手空拳去打仗，还要跑来跑去地转战东西南北。这就需要粮草、武器（包括作战的马匹）、运输，这些都是要付昂贵成本的。> > 　　起义的农民兄弟们付得起这些成本么？> > 　　首先，他们没有存粮。如果他们有粮食，就不会冒杀头、灭族的危险去干造反的活。险恶的战争环境和自身弱小的力量也不允许他们安顿下来种粮，等来年丰收填饱肚皮再去打仗。那么，粮食从何而来？抢。政府的、地主的、老百姓的粮食都抢。> > 　 　抢到了粮食，顿顿饱餐，甚至挥霍浪费，随地丢弃践踏。抢不到粮食，就吃树皮草根，或者再到另一个地方去抢。抢劫的转移过程，在农民自己看来，叫做战略转 移；在政府看来，叫做“流寇”——边流动，边抢劫。实在没有粮食可抢，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往往一哄而散。> > 　　其次，他们没有武器。原来，他们维持粮食生产和再生产的工具是锄头。现在，社会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他们只好丢掉锄头，拿起维护生命的工具——武器。武器从何而来？那个时候，铁是稀有资源，武器又受政府管制，只好从官军手上抢来或自己打造。> > 　　民间制造的武器系统，肯定没有官营兵工企业生产的精良、精致。赤手空拳、未经训练的农民，要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防军手上夺取武器，肯定夺不到很多，而且代价惨重。> > 　　再次，他们还有沉重的家庭、家族负担。农民造反，几乎都是拖家带口，甚至整个家族加入队伍。原因有二：一是青壮年男子参军参战，妇孺在家中无法维持生计；二是留守的家属可能会被政府、政府军“三光”，不得不如此。> > 　 　比如，公元192年，曹操征服青州黄巾，降者一百余万，其中适合从军作战的精壮男子三十万被编入曹操军队，说明参加民变的人数至少是作战人数的四倍。一 个战士平均要养三个家属，粮食就更成问题，行军作战的效率肯定极其低下。更重要的是，拖家带口的战士最容易掉队、逃匿、溃散。与填饱了肚皮、来去如风的国 防军比较，农民军的战力可想而知。> > 　　打个比方来说，维护一栋破房子需要很高的成本；拆除这栋破房子也需要很高的成本；拆除后建一栋新房子需要更高的成本。> > 　　我们的农民兄弟，看到他们家的房子实在是太破，实在是无法栖身，就动手拆，根本没想到成本的问题，也没想到，还有几个凶神恶煞般的钉子户，等着他们来拼命。> > 　　说到统治成本，倒让人想起两个可恶可怜的皇帝和他们短命的帝国：和秦帝国、和隋帝国。> > 　　、隋炀帝的罪证，除滥杀无辜、残害忠良以外，第三条就是好大喜功。秦始皇的好大喜功，主要是指修长城、驿道、宫殿。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主要是指修长城、运河、行宫。> > 　 　当然，像嬴政、杨广这样修豪华办公场所、游乐设施，尤其是在这些民脂民膏筑成的豪华场所里，与二奶、三奶乃至千奶、万奶鬼混，肯定是不地道、不正义，应 该受到谴责的。这不用多说。但说秦始皇、隋炀帝修长城、修驿道、修运河就是好大喜功，未免太简单了点，至少是太直观了点。> > 　　长城是防御工事，其目的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驿道就是那个时代的高速公路，运河可以大大地节省运输成本，这些都是很超前的理念，也符合如今还在提倡的跨越式发展模式，不能说不正确。> > 　　不管后世之人怎么厌恶、谴责秦始皇，不管他怎么残暴，他在当时和后世都是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隋炀帝也是呱呱叫、梆梆响的一流人才。本来，他们都可以做一个优秀的统治者。让他们成不了优秀统治者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经营的概念和理念。> > 　　政治家玩的是政治挂帅，人定胜天，不知道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反而说政治是经济的灵魂之类。政治家闹的是灵魂革命，不知道老百姓是为了肚皮闹革命。> > 　　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往往是蹩脚的经营者，杰出的经营者往往也成不了政治家。> > 　　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必须懂得成本概念。秦始皇和隋炀帝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即使头脑里有成本这一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似是而非。至少他们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成本分为创业成本（也叫设立资金）和运营成本。> > 　　秦始皇他们只考虑到运营成本，而没有考虑到创业成本，想用一次性投入过大的创业成本（修筑驿道、运河、长城的费用），去节省可以分次投入的运营成本（运输费和战役开支），结果过度地透支了成本，耗尽了早先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国库空虚，财政失控。> > 　　那就再进一步地去榨取民脂民膏，进一步地征发租税徭役，加上官僚、地主、商人在其中的上下其手，导致大批自耕农的破产，整体破产的自耕农揭竿而起。> > 　　事实上，秦始皇和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是一种需要——客观需要。秦始皇、隋文帝（隋炀帝杨广的老爹）各自建立他们的大帝国之前，都是几百年的混战。语言文字乱了，流通货币乱了，度量衡乱了，民风习俗乱了……一切都乱了。> > 　　统一的大帝国建立之后，就必须对这些乱成一团的东西进行梳理、整顿、统一，还要建立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系统，否则，新王朝不能生存，会退回到一锅烂粥中去。> > 　　做这些事，都是要花成本的，而且是高昂的成本。这种成本又分为政治成本（触犯既得利益者）和经济成本，导致人心思乱、财政枯竭、农民整体破产，结果是一个字——乱。> > 　　可以说，秦帝国和隋帝国这两个巨人，都是由于透支成本，失血休克而亡，秦始皇和隋炀帝的暴政和好大喜功，只是透支成本的具体做法而已。> > 　　捡便宜的是和李世民，汉帝国、唐帝国分别是秦帝国、隋帝国的借尸还魂。就像一个老农民透支体力，劳累而死，却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在城里过上了好日子。> > 　　没钱的人付不起成本，钱太多的人超付成本。结局都一样，公司倒闭。> > 　　如果把农民起义比作开公司，不仅成本过高，而且创业资本和运营资本都是“借”来的。过高的成本导致资不抵债，只要现金流一断，公司玩完。这里所说的现金断流，即是指农民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形。> > 　　以上关于成本的论述，只是经营方面的考虑。一个公司，要有效地经营，必须进行有效的管理。管理不仅需要成本，还需要技能。> > 　　中国的农民，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其生产、经营活动独立、零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需要什么组织、协调、控制。农民种地，靠天吃饭，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谈不上复杂庞大的计划。农民种地，个体劳动，简单明了，谈不上协调和控制。> > 　 　起义军的领导者来源有三类：个体农民（如陈胜、吴广）、流氓无产者（如刘邦、）、落魄书生（也是痞子书生，如黄巢、）。这些人，既没有管理 方面的职业培训，也没有组织、协调、控制方面的实践经验。一夜之间，拉起一支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队伍打家劫舍，管理方面还可胜任。骤然之间，队伍滚雪球般 地壮大到几万人、几十万人，别说实施有效的管理，看着这些成山成海的人，领导者的脑袋就会地球般地旋转，大脑中糨糊一桶。> > 　　除了管理的技能以外，起义军的战争技能也是一片空白。当然，不排除农民中也存在军事天才，培养出几个杰出的军事将领。但培养优秀将领需要时间和过程，前提是农民军在起事的最初阶段能幸存下来。何况，把目不识丁的人培养成优秀将领，付出的代价肯定是惨重的。> > 　　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还可以说，管理技能也是生产力，同时还是战斗力。> > 　 　不管怎么说，至少可以说，成本的无力支付以及管理技能、战争技能的缺乏，是起义军失败的直接原因，与理想、信念、阶级领导之类的高尚因素关联性不大。晚 清金田起义，洪天王的农民军与博士的农民军干一场，曾博士的农民军胜。至少可以为胜败成本说、技能说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 　　既然农民起义几乎总是注定失败，为什么农民兄弟们还是不断地要造反？> 第3节 为什么要造反 > 　　问题的案实在简单不过：因为他们活不下去。但真的要探究下去，问题并非“活不下去”四个字这么简单。我们真正要弄清楚的是：他们为什么活不下去，为什么过了若干的时间，他们总会宿命般地遇到一次整体活不下去的厄运？> >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始终没有摆脱周期律的宿命。这个周期律是指社会混乱、战乱的周期性。> > 　　一个王朝在混乱、混战中建立，短暂的稳定后经过一个瓶颈，繁荣安定一个时期，甚至呈现某某“盛世”，再衰败、混乱、崩溃。又一个王朝在混乱、混战中建立……整个封建阶段，中国历史呈波浪式的前进，却没有螺旋式的上升。> > 　　把这种周期律叫做社会危机的周期性可能更恰当一些。> > 　　说起封建中国社会危机的周期性，不由得让人想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中国封建社会危机的周期性，其表现形式惊人地相似。一是影响深而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社会财富遭到毁灭，甚至导致世界大战。二是都要经过四个阶段。> >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二战后表现为滞涨）四个阶段。封建中国的社会危机要经过混乱、瓶颈、发展、繁荣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经济危机的危机、萧条、复苏、高涨阶段。> > 　 　以西汉王朝为例，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至汉王朝建立（公元前209—前202年）为混乱阶段。刘邦、诛杀功臣至“七王”之乱（公元前202—前154 年）为瓶颈阶段。“文景之治”（公元前179—前140年）为发展阶段。驱逐匈奴，开边拓土至“昭宣中兴”（公元前140—前48年）为繁荣阶段。 篡权改制（公元9年）是下一个危机（赤眉、绿林起义）的开始。> >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能像西汉一样人为地将一个周期的阶段划分得如此清晰，但如此这般的大致脉络还是存在的。> > 　　其实，封建中国的社会危机本质上就是经济危机。不过封建中国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相对过剩，而是生产绝对不足，最终导致社会混乱、战乱。这种经济危机的强度、深度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我们把它称作社会危机恰当一些。> > 　　既然封建中国的社会危机与资本社会的经济危机表现相似，只是强度、深度不同，那么，二者的根源是否也可以比较呢？——无论是类比还是对比。> >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学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有二：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二是生产资料（体现为资本）的私人占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社会产品过剩——相对于社会成员的购买能力来说的过剩。> > 　　照理来说，既然产品都已经生产出来了，资本家应该把它卖出去才对呀，只有这样才能收回成本并赚到利润。对单个产品来说，的确如此。但对所有行业和整个社会来说，如果所有的产品都能卖出去，必须满足一个条件：社会成员手中握有的购买力等于社会总资本加利润。> > 　　这就意味着，所有利润转移到社会成员手中，资本不能创造利润，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得不到利润。> > 　　这么一来，资本就不叫资本，资本家也不叫资本家了，因为资本和资本家的本质和使命就是追逐利润。如果资本被社会而不是资本家占有，社会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能全部卖出去，因为社会本身是不追逐利润的。这样的话，产品就不会过剩，经济危机就不会发生。> > 　　所以，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基本矛盾，因而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和致命伤。> > 　　我们借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封建中国社会危机的周期性问题。既然封建中国的社会危机不可避免，伴随封建制度始终，那么，这种危机也应该是封建中国的某个基本社会矛盾引起的。> >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学说，社会基本矛盾有两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矛盾表现在封建中国，是生产的个体化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 　　这个矛盾是封建中国社会危机周期性的根源吗？> > 　 　封建中国的生产者主要是个体自耕农。封建农业生产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正好相反：生产个体化。这些自耕农平时没有联络，没有组织，独立 分散，一盘散沙。单个或局部的自耕农难以保护自身的权益。原因是他们不愿、不能建立自己的农民协会（这同样涉及成本和技能的问题）与地主阶级对话，也不能 组织起集体的罢工。自耕农无法用非暴力手段表达阶级的整体诉求，作为一个整体与土地所有者或统治者进行对话、谈判。> > 　　自耕农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与土地所有者或统治者谈判的唯一手段，就是武器。农民手中的工具，要么是锄头，要么是刀枪。> > 　　农业社会里，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是租、税的主要来源。土地的私有，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可以流转（继承、出让、强占、买卖是所有权流转的几种常见形式，流转就是所有权的转移）。> > 　　财富是有限的，人的消费欲望和占有欲望是无限的。有剩余产品的任何一个社会，财富都有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这是铁一般的规律。贵族、官僚、豪强、富商利用手中的权和钱，正当不正当地、合法不合法地、疯狂地兼并自耕农的土地。> > 　 　土地严重兼并的结果，一是大批自耕农破产，流离失所，无法用锄头谋生，只好拿起刀枪求生。二是本该由自耕农缴给国家的税收，被大地主截留（地主兼并土地 以后，单位土地面积缴给国家的租税肯定比自耕农所交的要少甚至一点也不上交，否则，兼并土地就失去了意义。大地主截留本应该由自耕农缴给国家的部分或全部 租税，相当于资本家从工人身上获取的超额利润），导致国库空虚，国家财政破产，行政运转失灵。> > 　　土地严重兼并的上述两个后果，再加上天灾人祸、民族战争这样的一些什么导火索，混乱、混战就开始了。> > 　　这种状况，对农民来说，是天灾人祸。对国家来说，是天灾“银”祸——不是钱太多，而是钱太少，即财政危机。农民没饭吃，政府没有钱，正式一点的说法是，农民破产，政府也破产，其结果就是一个字——乱。> > 　　这样看来，生产的个体化和土地私人占有，确实是导致农民周期性整体破产，从而导致社会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结构性因素因素了。> > 　　其实，两千年前伟大而又愚蠢、可爱而又可悲的改革家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也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类似的分析和理解。> > 　　王莽篡夺西汉，建立新王朝以后的改革运动，历史上被称为王莽改制，主要包括：土地国有、计划经济、专卖制度（主要是盐铁）、征收所得税、废除奴隶制。> > 　　王莽改制的核心，就是试图通过土地国有来防止土地过度兼并，从而防止社会的周期性混乱。> > 　　太平天国也进行过土地国有制的实践，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 　　王莽们、洪秀全们的土地公有制尝试的失败，证明土地公有制在封建中国难以建立。> > 　　土地公有制在封建中国难以建立，土地私有制又不能防止土地兼并，不能防止农民的整体破产，难道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真的就是社会危机周期性的死结吗？> > 　　我们反过来想问题，假如王莽、洪秀全他们的实践成功了，在中国建立了土地公有制，就万事大吉，可以保证农民不会整体破产么？> > 　　看起来是可以的。理论上，国家占有土地，可以预防、阻止土地的过度兼并。> > 　 　问题是，这是“理论上”的、短时期内可以维持的。一个新王朝建立，将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给农民，短时期内可能相安无事。久而久之，一盘散沙的、孤立无 援的自耕农的土地，迟早会被贵族、官僚、豪强掠夺、兼并。即使不丧失土地所有权，也会丧失永久使用权。自耕农迟早会整体破产。> > 　　再者，假如真的实行土地国有，地权平均，土地不准自由买卖，自耕农的土地不被兼并或者不会严重地被兼并，也不能保证自耕农整体永远不会破产，不再产生周期性的社会动乱。> > 　　在封建中国，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土地不被兼并，分散的、弱小的、不愿也无力联合的自耕农，也会受到其他形式的盘剥和压榨，比如徭役、赋税的不公正、不公平负担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等等，迟早会导致自耕农的整体破产，社会危机仍然不能避免。> > 　 　一句话，无论生产的个体化，还是土地的私有制，都与社会危机的周期性有关联，但这种关联性不是深层次的、本质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即使生产个体化，即使 土地私有，只要政府负责任并且有能力，它也会防止、阻止过分的土地兼并。即使由于土地兼并而出现社会危机，只要政府负责任并且有能力，社会也会主动地予以 纠正，其影响不至于如此深刻而广泛，正如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 > 　　为什么，中国社会不能进行内省，封建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不能认识、至少不能透彻认识这个问题，对周期性社会危机做些纠正，使其危害减轻、缓和？为什么，一定要以大多数民众的死亡、社会结构的解体、国家政权的破产来作为一个周期的开始？> 第4节 让农民不造反 > 　　上文所说的“生产个体化”和“土地私人占有”这两个因素，与社会危机周期性的关联，是浅层次的关联。这里所说的“浅层次关联”，即是指结构性关联。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功能性的关联。> >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统一，正如人是解剖和生理的有机统一一样。两个事物之间，只有结构性和功能性都有关联时，才是真正的有关联。上面说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是功能性原因。> > 　　生产资料的占有制，比如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封建中国的土地私人占有，是导致社会危机周期性的结构性原因，而非功能性原因。> > 　　比如电网要正常供电，首先电路要正常，其次，电压要正常。这样，电网的电流才能正常。在电网里，电路是结构，电压是调控因素，电流是电网的功能，用户需要的是电流，而不是电路和电压，更不是发电机。> >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电网，问题就很好办了，一个合格的电力工程师就能管理一个庞大的社会。> >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学者、改革家、革命家，其思维、思想的盲点即在于此：研究社会，只关注社会的结构问题，而不重视社会的功能问题。> > 　　社会的功能就是社会的有序运转，就像电网里持续、平稳的电流一样。社会的有序运转，也可比作开车。一辆汽车要在路上行驶，四个车轮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破，否则，汽车开不动或撞墙。> > 　　社会要有序运转，就不能让任何一个阶层整体破产。在封建中国，要让自耕农不至于整体破产，仅仅解决土地所有制这样的结构性问题是不够的，还是要回到功能性问题上来。> > 　　社会的功能又是靠什么来调控的呢？毫无疑问是政府。那么，各个封建王朝的政府为什么不去解决土地的过度兼并呢？问题也很简单，因为封建国家的政府是地主阶级的，而不是自耕农的。> > 　　再问一个问题，自耕农为什么不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府，不用打打杀杀就能让自己整体地生存下去？问题还是绕了回去：在当时的社会状况（思想僵化、地域辽阔、一盘散沙、交通通讯落后、缺乏成本和技能）下，他们无愿、无力组织自己的政府。> >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皇帝、政治家、改革家、农民起义首领，为什么不帮农民建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在农民勉强能活下去的同时，自己长久地吃香喝辣？> > 　　只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就先要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在封建中国，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的帝位是怎么得到的？> > 　 　当然是抢来的。农民起义也好，军阀混战也罢；宫廷政变也好，谦谦禅让也罢；刘邦也好，朱元璋也罢；李世民也好，赵匡胤也罢；只要他们当上皇帝，他们的皇 位其实都是抢来的——最高级的武装抢劫。抢政权的同时，也在抢土地，没有土地，也就没法建立政权。政权建立以后，则占有更多的土地，并巩固土地所有权。> > 　　既然是抢来的东西，当然据为己有，成为私产。你要地主阶级（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等）建立一个代表农民阶级的政府，有如要资本不追求利润、资本家不赚钱一样的不可能。> >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的意思，很多人都以为是皇帝权大无边的表述。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说国家属皇帝私有，包括土地和人口——两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广义的生产资料）。> > 　　在封建中国，既然国家都是私有的，即使土地国有，也是形式上的，本质上还是私有——皇帝私有。由皇帝私有，然后派生出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私有。这样一来，皇帝和政府本质上不愿意、不可能防止土地兼并，也无力阻止土地兼并。> > 　 　比如，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为了庆祝胜利，犒赏有功之臣，汉灵帝不仅不改善民生，还疯狂地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加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宦官、贵戚、镇 压黄巾有功将领赏赐大量土地（比如皇甫嵩，食邑达八千户，以每户五口计算，皇甫嵩一家吃掉了国家四十万人口的税赋；以当时人口四千万计，皇甫嵩一个人截留 了国库百分之一的收入），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 > 　　灵帝甚至在西园开设官职拍卖市场。这种公开的、大范围的买卖官职，跟今天的跑官买官性质迥然不同，也不是用贪婪腐朽一词所能概括。> > 　 　既然天下的人（可供剥削的人口也是财富）、财、物等物质形态的财富都归皇帝所有，他还要把政府的官职进行买卖。这就说明，皇帝不仅把国家视作私产，还把 政府极其官职设置视作私产。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灵帝的卖官行为。灵帝的疯狂行径，只能加剧已经很严重的混乱、战乱，导致新一轮的抢夺国家所有权。> >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理清封建中国社会危机周期性原因的一个大致的脉络：社会混乱、战乱由农民整体破产引起。农民破产是土地兼并、土地过分集中导致的。 土地兼并是政府的不作为或反作为引起的，包括农民在内的任何一个阶层、一个集团或某个强势人物都无愿或无力阻止土地兼并。> > 　　谁或者什么力量才能阻止土地兼并？> > 　　只有政权的力量才能防止土地兼并。> > 　　政权是国家的内核，政府是政权的载体和组织形式。> > 　　只要政权有意愿、有能力阻止土地兼并，政府就有意愿、有能力防止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周期性就不会发生。即使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发生了，社会矛盾激化了，一个有意愿、有能力的政权也能在非暴力的范围内进行纠正。如此，社会危机的周期性就可以避免或非暴力纠正。> > 　　为什么封建中国的政权无意、无愿、无力阻止土地兼并呢？> > 　　因为，封建中国的政权，是地主阶级的政权。> > 　　由此看来，封建中国的死结，不在于生产的个体化，不在于土地私人占有，而在于国家私有以及由此派生的政权私有和政府私有。这才是自耕农整体破产的根本原因，才是社会危机周期性的真正根源。土地私有导致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破产，只是一种假象。> > 　　既然国家私有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才是社会危机周期性的根源，那么，怎么才能让国家成为公有而不是私有呢？> > 　　国家是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但是，国家又是个空洞、含糊的概念。> > 　　国家的核心和附着物是政权。在论述过程中，用政权替代国家这个概念，很多问题就很好解释，也很好理解。> > 　　要想国家公有，就必须使政权公有。> > 　　政权这个概念还是有些空洞、含糊，不像书包、大米一般能实实在在地拿在手上，吃进肚里，有实体感。> > 　　只要说，政府是政权的载体和组织形式，政权就是实实在在的了。在论述过程中，如果拿政府替换政权这个概念，说明、理解“国家公有”这个问题，就简单明了。> > 　　要想国家公有，就要让政权公有。要想政权公有，就要让政府公有。> > 　　通俗一点，公有也叫民有。> > 　　什么叫“民有的政府”？、杰弗逊他们的解释是，普选产生、按代议制方式运行的政府就叫民有的政府。> > 　 　通俗地说，所谓民有的政府，就是全体选民（选民不仅包括士农工商这样的“民”，还包括皇帝、贵族、地主、商人这样“非民”）选出他们的代表，代替（而不 是代表。作动词时，代表和代替意义是不同的。“代表”不一定能忠实地代表被代表者的利益；而“代替”即是代理，是一种法律上的委托关系，不代表或出卖委托 人的利益，立马解除合同，赔偿损失）他们行使国家、政权的所有权和政府的治权；如果这些代表违背了选民的整体利益，选民有权罢免代表，直至否决现行政府 （否决现行政府不等于否决现行政权。比如日本，某某首相下台，是指某某政府垮台，而不是资本主义政权垮台）。> > 　　封建中国的改革家们如果 先知先觉地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按如此灵丹妙药去做，无论是生产社会化还是个体化，无论是土地国有还是私有，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的宿命即可以抛却，中国人 民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不至于周期性地、大规模地被毁灭，中国人民（尤其是可怜可悲的农民兄弟们）不至于遭受那么多的饥饿、蹂躏、杀戮。> > 　　这不是什么奇思妙想，也不是不可能的。王莽就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能力去做。> > 　　王莽在历史上的名声很臭。其实，王莽是个有政治理想的人，有着一个建立大同世界的政治抱负（尽管，在他爬上高位和篡汉的过程中，使了很多卑鄙、残忍的手段）。王莽根本用不着采取的禅让方式，完全可以用选举的方式当上皇帝。> > 　 　王莽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威望和崇高的地位，几乎可以说是天下归心。只要他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在全国进行精心的组织、运作，当上当选皇帝 而不是禅让皇帝，应该不成问题。他不仅可以通过选举当上皇帝，还可以规定任期制和退休制。当上皇帝以后，温和地推进改革，有步骤地达到各项目标，说不定还 真能成就一番千古伟业。> > 　　哈！> > 　　如果老王按这个马后炮去做，一千八百年后，美国佬还得花费大量的银子，派大批的青年到中国来学习、深造，“东”天取经后再回去搞什么颜色革命。> > 　　如果老王按这个马后炮去做，美国之父、民主之父华盛顿先生，在王老先生面前也只是可怜兮兮的小儿科，王老先生甚至可能被追授和平奖。> > 　　如果老王按这个马后炮去做，中国也许早就越过了某某主义的高级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用不着千百万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玩了命去尝试这个尝试那个。> > 　 　当然，皇帝不可能为农民兄弟们组织一个纯属农民的政府，不然他就不是最大的地主，正如要资本家不追逐利润一样。但像王莽这样有“崇高”理想的改革家，建 立一个“大同”的政府，按某种权重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让农民阶阶级在这样的政府里拥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以防止过度的土地兼并，应该是可能的吧？对王老 先生的这种要求，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不算是过分的吧？> > 　　上文说了，在封建中国，一盘散沙的自耕农无意、无愿、无力组织自己的政府。要保护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就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府，至少是农民阶级有“股份”的政府。一盘散沙、愚昧无知的农民兄弟想不到这一点，情有可原。> > 　　农民的“无意、无愿、无力”，归根到底是付不起成本，与地主阶级进行对话。万般无奈的时候，他们只能进行对抗。> > 　　其实，对抗也是一种对话。对话是批判的武器，对抗是武器的批判。只不过，对抗是对话的极端形式；只不过，刀枪替代了语言，暴动替代了谈判；只不过，武器的批判，破坏之深远、之广泛，代价之之惨烈、之沉重，实在是得不偿失——无论是对统治阶级还是对于农民阶级。> > 　 　我始终搞不懂的是，封建中国的统治精英们为什么始终不去思考一下阶级对话的渠道问题和成本问题。哪怕为本阶级着想，哪怕为本阶级的既得利益着想，对话总 比对抗好，共存总比同归于尽好。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能说出这样古话的古人，怎么不去想想死亡（尤其 是大规模死亡）以外的解决之道呢？尝试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 > 　　恐怕，还得从灵魂深处找原因。> > 　　这个“灵魂深处”，就是封建中国的统治哲学。> > 　　统治哲学源于思想哲学。> > 　　本来，离汉武帝刘彻不太遥远的战国时期，中国人的头脑是风起云涌的，中国的思想氛围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各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独尊某术”一说。> > 　　刘彻登基之后，看到自己的国家不仅幅员辽阔，而且相当的强盛。那些知识分子叽叽喳喳，说三道四，很是烦心，对国家的大一统、对皇家的小一统都极为不利。于是，刘彻大头症发作，强行来了一个什么“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 　　从此，儒学就成为封建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方的、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就连王莽这么聪明的人的脑袋也被浆住。> > 　　通俗来说，“儒术”，就是的哲学思想或者叫思想哲学。> > 　　老古我才疏学浅，怎么也搞不清楚现在所说的“儒术”到底是指什么。我所了解的是，“儒术”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皇权的渊源问题以及皇权的合法性问题，即：君权神授，天人合一。> > 　 　这个“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哲学的真实含义是，统治权力来自于上（神）对“有德者”的恩赐，而不是来自于下（民）对有德者的委托。如果“公仆” （即神授的统治者）为“上天”的子民——老百姓——服务得好，上天就通过祥瑞予以嘉奖；如果统治者违背了上天的旨意，就会通过灾异警示、惩戒他。> > 　　实际的情形是，那些祥瑞、灾异之事，都是马屁精们的杜撰或胡乱联系，上天之神从来就没有警示、惩戒过统治者。真正警示、惩戒统治者的，恰恰是循环往复的农民革命。> > 　　儒家的思想哲学反映在统治哲学上，表现为君权神授这一自欺欺人的统治权渊源；在统治技巧上，表现为内敛固守，反对革新，一切统治策略均从死人的言论上寻找，即所谓的经义治国。> > 　　所谓经义治国，是指国家遇到问题、难题，不是发动大臣们开动脑筋，进行理论创新，而是限定大臣们从儒家经典《诗》、《书》、《礼》、《春秋》等几本小册子上寻找对策及其依据。> > 　　这几本小册子的话，就是所谓的经义，不仅要尊，还要独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煌煌两千年的历史，竟然就靠三五本小册子活命，搞什么搞？> > 　　不仅遇到问题官员们只能翻这几本小册子，而且，在做官之前，统治者就告诉未来的官员们，以后当了官，只能翻这几本小册子。比如选拔统治精英的公务员资格考试（科考），一直考到公元1905年，仍然在孔先生编撰的那几本破书里打转转，而且，不能跑调，不能走题。> > 　　本来，战国时期的中国人是有资格给当时的全世界人民启蒙的，被刘彻“独尊儒术”这么一搅和，中国人的脑筋被浆死，弄得公元1919年中国人反而被老外“启蒙”，还“启蒙”得不伦不类。> > 　　在“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熏陶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无论是王莽还是洪秀全，当然、必然认识不到更不会去实践国家公有这样今天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命题。> > 　　如果王莽稍稍有一点创新意识，可能不至于让自己大同社会的理想成了镜花水月，还丢了老命，夷了三族。> >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道。往后刨也好，往前拱也好，都是一种活法，本身没有什么好不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往前拱的，肯定要比往后刨的活得好。> > 　　离题太远，回到本集的主题——在混乱、战乱年代，农民手中的锄头换成了兵器。为什么说“还是工具”？> > 　 　在封建中国，在农业社会里，锄头是农民主要的生产工具，也是社会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用手中的锄头生产出粮食，维系自身和社会的生存，也创造出灿烂的中 国农业文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辛劳中的确蕴含着些许诗情画意。何况，锄头这把工具，农民用起来本来就得心应手，放下来恬然自怡。> > 　　用锄头维持不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时，农民只得拿起兵器。其实，兵器也是他们整体活不下去时求生存的工具。> > 　　所以说，兵器“还是工具”。> 5节 政治和道德问题 > 　　“还是工具”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历史教科书教给我们的两个说法：一、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动力是工具提供的，动力本质上就是工具）。二、农民起义是封建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 > 　　这两个说法很好，至少有两个好处。> > 　　一、如果某次农民起义失败了，可以说，至少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前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才可能建立新的一个朝代。在新朝代里，农民阶级的处境能得到稍稍的改善。言下之意，农民兄弟们所付出的生命和鲜血，对历史的进步还是有贡献的。> > 　　二、如果某次农民起义成功了，农民军领袖（比如朱元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还是受剥削受压迫，则可以说，可惜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地主阶级篡夺了，本来是英雄的农民军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的可耻代言人。> > 　　上述两种情形，分别可以说，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工具，或封建统治改朝换代的工具。> > 　　从政治的“高度”看，毫无疑问，上述说法绝对是正确的。从历史的“低度”看，谁也不敢绝对武断地说，这种说法准确。> > 　 　现在的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历史学者们也比较敢于说话了。也就有学者提出，要“客观”地、“正确”地、“准确”地分析、认识、评价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不 能忽视农民起义的负面作用。比如，农民起义对大批生命的屠杀、对物质财富和社会结构的破坏，等等。甚至有学者提出，封建中国社会的不能进步，主要原因是农 民起义的周期性破坏。> > 　　在我看来，正面作用也好，负面作用也罢；促进作用也好，破坏作用也罢，都是片面的看法，都是贴标签的行为。产生片面认识的根本原因，除了政治的需要以外，在于概念的不清楚。> > 　　“起义”是政治寓意很强、褒贬作用很大的一个词，意思是正义的力量武装反抗非正义的力量（一般是指统治阶级或异族强权）。而在当时、当事的统治阶级看来，“起义”是暴乱，“起义”者是贼寇或流寇。> > 　　剥离其中的政治含义，“起义”的中性表达是“武装反抗”或“暴力反抗”。只要将“起义”一词还原成它的本义，很多问题就没有必要争论不休。> > 　　“起义”的农民为什么要进行暴力反抗？首先，他们整体破产，非反抗无以生存。其次，他们没有非暴力的诉求渠道，只能诉诸暴力。“反抗”加“暴力”，就是暴力反抗。根据不同的需要，有人把这种暴力反抗叫做“起义”，也有人把它叫做“暴乱”。> > 　　在我所读过的历史书中，比较中性、比较公道的说法，出自于柏杨先生。在他的史书中，把或被称为起义或被称为暴乱的农民暴力反抗称为民变；把或称为起义军或被称为流寇的农民军称为变民。> > 　　柏杨先生公道倒是公道，但“民变”和“变民”这两个词让不读柏杨历史著作的人很难理解甚至产生歧义。比如，“民变”中的“变”是什么意思？“民变”为什么而“变”？“反抗”一词的含义却很明确了：受到压迫，而且被压迫得过了头，被压迫者才会奋起反抗。> > 　 　比较准确的用语，恐怕还是老古我的说法：“农民暴力反抗”和“农民军”。这样不仅界定了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能两边讨好。歌颂农民暴力反抗的人，可 以把它叫做农民起义；诋毁农民暴力反抗的人，可以把它叫做农民暴乱。同理，农民军既可以叫做英雄，也可叫做流寇——看您站在什么立场。> > 　　“起义”的反抗是暴力性质的。既然是暴力，自然就会造成破坏；大规模的暴力，可能造成大批生命的消亡、大量社会财富的毁灭，社会结构的解体。破坏到一定的规模和程度，暴力自然而然地（表面上是人为的）停止；只要人还没有死光，又会进行重建，形成新一轮的结构和秩序。> > 　　破坏中孕育着新生，新生的生命又哺育着破坏母本的种子。有如严冬的一场大雪，终结了一个丰收的秋季，却带来一个播种的春天，如此而已。> > 　　人类社会本质上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会危机的周期性与自然界的季节轮替，本质上道理相同。人类无法阻止严冬中大雪的降临，也没有必要给大雪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人们应该做的，是在严冬来临之前，做好应急预案；一旦天降大雪，尽量停损减灾。> > 　　这样的话，中国的农民就会永远使用锄头谋生，而不至于也没必要放下锄头，拿起兵器求生。> > 　　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功能，也就没有必要非要定性是正是负，是促进还是破坏，甚至谈不上所谓的功能或作用问题，农民起义只不过是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又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方式——最无可奈何、最残酷、最不幸的一种方式。> > 　 　就像结扣，一个两个乃至三个死结，我们都有耐心、有能力解开。如果让您解开一长串的死结，熬干灯油，看花老眼，磨光指甲都解不开，怎么办？最好的办法， 是放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如果有人咒骂这把火，可它毕竟帮您解开了这一串死结；如果有人赞扬这把火，可它毕竟把您的绳子烧了个精光。> > 　　怎么说好呢？> > 　　上面说的是暴力反抗的“政治问题”。如果撇开政治，倒是可以对暴力反抗做一些更基础的、更有意义的，比如人道上的解读。> > 　　毫无疑问，暴力反抗者的起事是正义的，因为他们为了自身阶级整体的利益，为阶级整体谋求出路。除了饥饿的驱使以外，起事者的号召往往是“义”字。> > 　　当农民军的队伍滚雪球似地壮大，纪律越来越差，抢劫屠城，杀人放火，甚至自相残杀、相互吞食的时候，这个“义”字是否存在，就不用说了。> > 　　拿惊天动地的唐末黄巢起义来说。黄巢本人具有当时的硕士学位（举人），还到京城长安参加过博士入学考试（进士科），可惜落第而归。> > 　　黄巢这个高级知识分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运动战（准确地说是“流动战”，时人称为流寇）高手。两三年之间，黄巢带着他的农民军相当于在欧洲打了一个转。> > 　　公元878年，黄巢从战死的王仙芝手中接过领导权以后，从中原转战华南，一路实行屠杀、破坏的报复政策。攻陷广州后，仅外国商人（大部分是阿拉伯商人）就杀了十二万。> > 　　公元880年北上渡过长江后，黄巢改为安抚政策，入洛阳、入长安时，秋毫无犯。> > 　　可是，公元880年在长安称帝以后，黄巢和他的同志们又漫无目的地、丧心病狂地、多批次、大批量杀人。> > 　　公元883年，龙椅上屁股还没坐热的黄巢被勤王军和沙陀兵团赶跑，放弃长安，向东流动，打下蔡州（今河南省汝南一带）后，进围陈州（今河南省淮阳一带）近一年之久。> > 　　据《旧唐书》记载，陈州一带数年无人种地，颗粒无收，“人饿倚墙壁间，贼（指黄巢的军队）俘人而食，日杀数千。”既然“日杀数千”，围城又达三百余天，黄巢们要吃掉多少人？吃的又是什么人？别说“数千”，就算每日吃一千人，乘以三百天，什么概念？三十万！> > 　　有钱有势的、无钱无势而又能跑掉的早就跑了，黄巢们吃的肯定是手无寸铁、奄奄一息的老百姓或者俘虏。而且，黄巢的吃人方法很特别。他做了几百个巨碓，把活人一个个丢进去捣碎，做成肉糜，晒成军粮，像现代军队食用的压缩饼干。> > 　　黄巢以这种惨绝人寰的规模化、流水线生产军粮，来继续他的“起义”或者“革命”，不知“义”之何在，不知到底在“革”谁的“命”。> > 　　还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攻克江宁，当上天王之后，立马导演他的几位高级跟班自相残杀，一个个清除干净；而且，每次清洗，都要成批地杀人。> > 　　洪天王自己搞了一大堆女人，学着封建帝王的样子，成天左拥右抱，风流快活，却让已结婚的起义军战士夫妻分开居住，不准过性生活（在政治经济学上，夫妻性生活是人口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前提）。不知洪天王的“义”又在哪里？> > 　　当然，任何一个政权、集团内部，斗争、夺权、倾轧是难免的，一定数量的杀人也是难免的，往往是出于某种需要，这些可能跟义不义的无关。但“义”总是有标准的。> > 　　我认为，“义”的最高境界是代表大多数人的集体诉求和整体利益。同时，“义”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作出反人类、戕同类的行为，比如，黄巢们的大规模吃人以及洪秀全们的惨烈窝里斗。他们起事的时候，可以叫做起义，因为他们的确是为了义，追求义，做得也义。> > 　　当他们做出这些反人类、戕同类行为时，他们正义的暴力反抗就已经蜕变为恶劣的军阀混战或自相残杀。这个时候，“起义”最好不要叫做起义，免得玷污了这个美好的“义”字。> > 　　不把起义的内涵和外延弄清楚，别说什么还原历史，探究真理，统治者本身就会陷于尴尬。> > 　 　比如，如果新建立的王朝（如明帝国）发源于、发端于这里说的农民暴力反抗，把农民的暴力反抗称为起义，以标榜自己政权渊源的合法性，问题就来了。既然新 王朝的统治者（比如朱元璋）把农民的暴力反抗称作“起义”，也就肯定了农民暴力反抗的合法性，这岂不是鼓励自己统治下的农民造反么？> > 　　因此，有必要对“起义”做一个严格、严谨、严密的定义。> > 　　我认为，起义的内涵，应该是指正义的暴力反抗。> > 　 　至于起义的外延，则很难界定。因为起义外延的界定，大多出于功利的、政治的需要。从技术上来看，归类法也难免以偏概全，可以采用排除法予以界定。建议历 史学者和语言学者采用老古的上述说法：当起义者作出反人类、戕同类的行为时，起义就不再是起义，而是蜕变为者军阀混战或自相残杀。> > 　　如果按上述观点，封建中国农民起义的结局无非两种：要么失败，要么蜕变（或者叫变质），前者如黄巾起义，后者如黄巢起义和洪秀全起义。> > 　　至于刘邦和朱元璋的建国，不能算作农民起义的一种结局。陈胜、吴广死后，秦末农民起义其实已经结束。和刘邦他们对秦王朝的战争，其实是六国旧势力的反扑。项羽入咸阳，成为西楚霸王，标志六国旧势力扑倒了秦王朝这个巨人。> > 　　刘邦参加了秦末农民起义，但刘邦封汉王后发动的反对（而不是反抗）项羽的楚汉战争，其实是新一轮的造反。因为西楚霸王就是新的皇帝，项羽的霸王位置是六国旧势力推翻秦王朝后，各个实力派经过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政治协商”而确立的，是合法的。> > 　 　领导元末农民起义的是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等。朱元璋参加了元末的农民起义，但他的政权不是从蒙古人手上夺取的。蒙古人是刘福通的红巾军和徐寿辉的 天完军赶走的。当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大军与蒙古人殊死搏斗的时候，朱元璋却在江南悄悄地扩张——不是打蒙古人，而是打其他农民起义队伍。> > 　　实际上，刘福通、徐寿辉死后，元末农民起义就已经结束。朱元璋与陈友谅（篡夺徐寿辉的天完帝国）、张士诚、明玉珍等等所谓农民起义军的战争已经蜕变为军阀混战，明王朝是朱元璋在军阀混战中建立起来的。> >　　不说了吧，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书读得太明白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史上最全分析相关内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帮忙分享这篇文章^_^

　　西汉末代皇帝：汉孺子刘婴人物简介及生平资料（5年－25年）（6年—8年十一月在位），号孺子，乃楚孝王刘嚣曾孙、广戚侯刘显之子、汉宣帝玄孙也。公元25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等起事，劫取刘婴逃离长安，到了临泾，立刘婴为帝，2月，因推翻王莽而被拥立为更始帝的刘玄，派部将带兵前去攻打。混战中，刘婴为乱兵所杀。 　　人物简介 　　汉孺子刘婴(公元5年—公元25年)，史称“孺子婴”，于公元6年—公元8年十一月刘婴任汉朝皇太子。 　　他是汉宣帝刘询的玄孙、楚孝王刘嚣的曾孙、广戚炀侯刘勋之孙、广戚侯刘显之子。 　　公元6年，汉平帝刘衎病死。王莽便从汉朝皇室中挑选了年仅两岁的刘婴。但是，因年龄太小，刘婴并未正式即皇帝位，仅当了一个“皇太子”而已。王莽自称“摄皇帝”，任何排场实与皇帝无异，仅在见孺子及太后(王嬿)时需自称臣。为想实质控制朝政大权，得到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允许后，封自己为安汉公，并完全摄政，以周公、伊尹自居，改元“居摄”。而刘婴这个皇太子仅为傀儡。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将“摄皇帝”称号改为“假皇帝”。 　　初始元年(公元8年)腊月，王莽自称汉高祖刘邦要他做皇帝，便强迫皇太子刘婴禅位给他，改国号为“新”，并将原定的“初始元年十二月初一”改为“始建国元年十二月初一”，中国又一个封建王朝——新朝开始了，王莽即新始祖高皇帝，也称为新朝建兴帝，简称为新帝。王莽尊王太皇太后王政君为皇太后(后来又改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封刘婴为定安公(也写作安定公)，改王太后(王嬿)尊号为定安公太后。至此，立国214年的西汉帝国灭亡。 　　临泾称帝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征调隗嚣及其叔父隗崔、隗义等，嚣将去长安，方望以为更始成败未可知，所以劝阻，让其别去长安，隗嚣不听，方望以书辞谢而去。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弃离隗嚣的方望见“更始政乱，度其必败”，便对安陵人弓林等说：“前分封安定公的孺子婴，是汉平帝的后代，因王莽代政而没有做汉主，如今天下人皆言，刘氏当受命，我等何不立他为王，谋取大功？”弓林等人都很赞成。于是，赴长安求得了孺子婴回来，“聚党数千人”在临泾城(今甘肃镇原)被立为皇帝。方望做了总理庶务(辅佐君王的丞相)，弓林当了掌管四方兵事和赏罚的大司马。孺子婴临泾立帝，遭到了同姓复辟王朝刘玄的竭立反对。不久，更始政权遣丞相李松入安定，摧毁了这个复辟势力。孺子婴、方望、弓林等人都被诛杀。 　　一说，刘婴在称帝之前就被更始政权所派的人杀死了，不存在“临泾称帝”的事实。 　　在位年号 　　居摄：公元6年—公元8年十一月，共使用不足三年； 　　初始：公元8年十一月—公元8年十一月，仅使用一个月，西汉就灭亡了。 　　谥号陵寝 　　刘婴，无谥号，史称孺子婴、汉孺子或西汉末帝(其实他没有当上西汉王朝的皇帝，只是一个皇太子而已)。 　　他死后，也没有陵(刘婴被东汉王朝当做乱臣贼子，不可能为其建造陵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的相关内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帮忙分享这篇文章^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