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北宋

朱勔 [miǎn] （1075—1126），苏州（今江苏苏州）人。北宋奸臣，为“六贼”之一。因父亲朱冲谄事蔡京、童贯，父子都任有官职。当时宋徽宗垂意于奇花异石，朱勔奉迎上意，搜求浙中珍奇花石进献，并逐年增加。政和年间，在苏州设应奉局，靡费官钱，百计求索，勒取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入京城，号称“花石纲”。此役连年不绝，百姓备遭涂炭，中产之家全都破产，甚至卖子鬻女以供索取。方腊起义时，即以诛杀朱勔为号召。朱勔在奉迎皇帝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巧取豪夺，广蓄私产，生活糜烂。宋钦宗继位，将他削官放归田里，后又流放到循州（今广东龙川）关押，复造使将他斩首处死。 人物生平 朱勔[miǎn](1075年—1126年)，江苏苏州人。他的父亲朱冲，底层劳动人民出身，“本微贱，给人家做佣工，后做起药材生意。朱冲为人强悍凶狠，因犯罪而受过鞭背之刑。在苏州混不下去，朱冲流落城外，得遇游方道人，估计几度“后庭”后，老道爽极，送他几个治病的药方。朱冲回城，在市集摆小摊卖药，“病人服之辄效，远近辐凑，家遂富。”这种神话，古今中外一直上演不衰，小药一卖，肯定有人上当有人当托，有了名气，钱就好赚。朱冲心气大，出手阔绰，“结游客，致往来称誉。” 他善于堆山造园，号称“花园子”，朱勔是宋徽宗的宠臣，为了满足徽宗对于奇花异石的疯狂爱好，朱勔在苏州设立了应奉局，花费大量公家财物，搜求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到京城。为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一时间，朱勔气焰熏天，他还通过各种手段积累巨额财富，生活奢侈腐化。钦宗即位后，将他罢职放归田里，并下令抄没了他的财产。在朱勔的财产清单上，各种财物不计其数，仅田产就达到了30万亩。为“ 六贼”之 一。 由于朱勔动静太大，东南民不聊生，最后连大奸臣蔡京也看不过眼，向徽宗皇帝讲起“花石纲”扰民太甚，“帝亦病其扰”，于是禁止朱勔占用官用运粮船，禁止挖墓毁屋。朱勔有所收敛。不久，朱勔故态复萌，又大兴土木，建道观神霄殿，并矫诏称他自己所居的苏州孙老桥一带被皇上下诏赐予朱家，强迫周围百户人口五日内清拆搬迁。当时政治黑暗，人民连自保也不敢，只得收拾东西苍惶搬走。不仅如此，朱氏父子在苏州大兴园池，式样拟同宫禁，又招募数千人为私人卫士，“流毒州郡者二十年。” 方腊造反，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杀贼臣朱勔”，由于御史弹劾，朱勔及其子侄官职皆被黜落。方腊攻陷杭州，发现州府衙门贵宾招待所有数十人，皆锦衣金带。大刑伺候，才知这些人皆是朱勔家奴。所以，当时的谚谣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但是，寇平之后，徽宗皇帝好了伤疤忘了痛，宠幸信任朱勔如旧。这个大商人在锦袍上绣上金手印，告诉别人徽宗皇帝常“以手抚之”。有时从内宫饮酒归来，他又用黄帛缠臂，与人交揖，一臂不动，表示说这只胳膊刚刚被皇帝拍过。 因谄得官 蔡京贬居杭州时，途经苏州，想修建一座寺阁，需数万钱，担心无人督建。有个和尚就推荐了朱冲。朱冲把握住了这个巴结蔡京的绝好机会，独家出资赞助，没几天就备齐了几千根木料，得到了蔡京的赏识。第二年蔡京奉诏还京时，把朱冲父子一起带了回去，并嘱咐童贯给他们搞了假军籍，冒充军功做了官。蔡京见徽宗喜好奇花异石，让朱冲父子“秘取浙中珍异以进”。 不久，朱勔即将三株奇异的黄杨运进宫苑。趁着徽宗高兴，蔡京把他引荐给了皇帝，为朱勔后来发迹埋下了罪恶的种子。后童贯安排朱勔全权负责苏州“应奉局”，专办采贡。因为朱勔干得卖力，博得了徽宗的垂青，官位累迁至合州防御使。 崇宁四年(1105年)十一月，奉迎宋徽宗，主持苏州应奉局，专门搜求奇花异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入汴京，号称“花石纲”。 玩石发迹 朱勔在《宋史》列传中名列佞幸，绝非偶然。当时苏州百姓家中只要有一木一石稍堪赏玩，朱勔就率领健卒直冲其家，往园囿花石贴上黄封条为标志，就算是又搜罗到一件御前贡物。百姓稍有怨言，则必冠之以“大不恭罪”，借机敲诈勒索，普通人家往往被逼得卖儿鬻女，倾家荡产，朱勔却大发横财。他以采办花石为名，从库府支取钱财，“每取以数十百万计”，但进贡到东京的却都是“豪夺渔取于民，毫发不少偿”。其他如掘坟毁屋贪赃受贿的事情不可胜数。徽宗建中靖国年间，为修建景灵宫，下令到吴郡征集太湖石 4600 块。朱勔役使成千上万的山民石匠和船户水手，不论是危壁削崖，还是百丈深渊，都强令采取。太湖石经过长期的水蚀，佳品形成了瘦、漏、透、皱的特点，一些太湖石体量很大，这就给搬运带来了难题。后来有人想了个办法，用胶泥把石头封住，再裹以巾麻载运，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为运载花石，朱勔可任意抽调官、商用船，一度曾影响漕运。 宣和五年(1123年)，取得一巨型太湖石，高达四丈，载以巨舰，以数千名纤夫，历经数月，运到汴京，徽宗赐名曰“神运昭功石”，封“磐固侯”，朱勔也因此被擢升为威远节度使。 祸国殃民 因采办花石纲有功，加之利用特权公开掠夺，朱勔成为拥有私人武装的大官僚、大地主。最后抄家时，计有田庄 10 所，良田 30 万亩，岁收租课 10 万多石。“甲地名园，几半吴郡”，家中“服膳器用逼王食，而华致过之”。朱勔搜刮民脂民膏在苏营造的同乐园，据称园林之大，湖石之奇，堪称江南第一。朱家也一门显贵，并拥有卫队数千人。东南一带刺使、郡守多出于其门下，“颐指目摄，皆奔走听命”，时人目之“ 东南小朝廷”。人民不堪其苦。 公元1120 年10月，终于导致以“诛朱勔”为名的方腊起义，起义军范围涉及北宋两浙路、江南东路、淮南西路 18 个州郡，攻占县城 60 多个，一时威镇东南，“声摇汴都”。苏州石生曾起兵响应。 公元1121 年4月，遭受童贯所率的皇家卫戍部队和驻守西北边防的骑兵军团的联合镇压，方腊起义失败。 其后，朱勔又官复原职，且“进见不避宫嫔”。 有次宴会上， 宋徽宗赵佶特意与朱勔握手，对此朱勔倍感荣耀，后在这只手臂缠上黄罗，与人见面作揖此臂不举。朱氏集团“前后盘结固宠二十年”，权焰熏天。 流放被杀 宣和七年(1125 年)10月，金兵包抄开封，宋徽宗赵佶匆忙让位于宋钦宗赵桓，带着蔡京、朱勔父子逃到镇江，看来当时是想到苏州朱勔老巢避难。后因金兵未克开封即退兵，蔡京等还朝，当时，朝野同声要求诛杀“六贼”。 宋钦宗只得削去朱勔父子官位，并将其流放，后又下诏中途处死，籍没其家。消息传到苏州后，积怨已久的人们冲进苏家，把同乐园抢砸一空。同乐园虽然已无迹可寻，但还是留下了一个地名叫朱家园，千载白云悠悠，一任后人凭吊 。 史籍记载 《宋史·卷四七〇·朱勔传》： 朱勔，苏州人。父冲，狡狯有智数。家本贱微，庸于人，梗悍不驯，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贷，遇异人，得金及方书归，设肆卖药，病人服之辄效，远近辐凑，家遂富。因修莳园圃，结游客，致往来称誉。 始，蔡京居钱塘，过苏，欲建僧寺阁，会费钜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朱冲不可。京以属郡守，郡守呼冲见京，京语故，冲愿独任。居数日，请京诣寺度地，至则大木数千章积庭下，京大惊，阴器其能。明年召还，挟勔与俱，以其父子姓名属童贯窜置军籍中，皆得官。 徽宗颇垂意花石，京讽勔语其父，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增加，然岁率不过再三贡，贡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延福宫、艮岳成，奇卉异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 徐铸、应安道、王仲闳等济其恶，竭县官经常以为奉。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斫山辇石，程督峭惨，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出乃止。 尝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既至，赐名“神运昭功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所贡暴其上，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轹州县，道路相视以目。广济卒四指挥尽给挽士犹不足。京始患之，从容言于帝，愿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扰，乃禁用粮纲船，戒伐冢藏、毁室庐，毋得加黄封帕蒙人园囿花石，凡十余事。听勔与蔡攸等六人入贡，余进奉悉罢。自是勔小戢。 既而勔甚。所居直苏市中孙老桥，忽称诏，凡桥东西四至壤地室庐悉买赐予己，合数百家，期五日尽徙，郡吏逼逐，民嗟哭于路。遂建神霄殿，奉青华帝君像其中，监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辄朝谒，然后通刺诣勔。主赵霖建三十六浦闸，兴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虐，吴、越不胜其苦。徽州卢宗原竭库钱遗之，引为发运使，公肆掊克。园池拟禁籞，服饰器用上僭乘舆。又托挽舟募兵数千人，拥以自卫。子汝贤等召呼乡州官寮，颐指目摄，皆奔走听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 方腊起，以诛勔为名。童贯出师，承上旨尽罢去花木进奉，帝又黜勔父子弟侄在职者，民大悦。然寇平，勔复得志，声焰熏灼。邪人秽夫，候门奴事，自直秘阁至殿学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罢去，时谓东南小朝廷。帝末年益亲任之，居中白事，传达上旨，大略如内侍，进见不避宫嫔。历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燕山奏功，进拜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一门尽为显官，驺仆亦至金紫，天下为之扼腕。 靖康之难，欲为自全计，仓卒拥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 钦宗用御史言，放归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罢。籍其赀财，田至三十万亩。言者不已，羁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斩之。 北宋六贼 北宋六贼，北宋年间六个奸臣的统称，这六个人分别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基本都是宋徽宗时期重要的大臣，这六人朝庙之上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荒淫无度、排除异己，私下滥使职权以鱼肉百姓为乐，将民间弄得乌烟瘴气，满目涂炭，是导致当时江南方腊起义和金国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苏轼现存世的文学著作共有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以及大量散文作品。最早的成名文章是嘉祐二年（1057年）应试时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最早的一批诗作是嘉祐四年与父亲和弟弟合编的《南行集》中的40多首诗，最早的词则写于熙宁五年（1072年）。 苏轼代表作品 古文 《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 诗歌 《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词作 《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南乡子·送述古》《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江南腊尽》《阳关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哨遍·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满庭芳·三十三年》《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念奴娇·中秋》《水龙吟·雁》《醉翁操·琅然》  书法作品 苏轼部分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赤壁赋》《江上帖》《黄州寒食诗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东武帖》《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  绘画作品 《潇湘竹石图》 《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主要成就考究 文学成就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艺术成就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人物评价 总评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错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历代评价 《宋史》：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刘安世：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  黄庭坚：①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 ②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③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王直方：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王灼：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陆游：①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陈洵：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徐度：（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 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王若虚：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闲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元好问：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袁枚：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 王士禛：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  周济：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  刘熙载：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蔡嵩云：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王鹏运：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沈曾植：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  夏敬观：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东坡《永遇乐》词云：“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此数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钱穆：①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②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轶事典故 道化童蒙 苏轼、苏辙兄弟少年时在家乡今四川省眉县天庆观读书，他们的启蒙老师是道士张易简。当时张易简道长收的学生有几百人，苏轼是倍受张道长喜欢的学生之一，另一个是后来载入《仙鉴》的知名道士陈太初。 据东坡《志林》记载，在苏轼被贬黄州时，他的老同学陈太初在汉中羽化仙去。 由于苏轼自小受道教的启蒙教育，他的一生对道教情有独钟，常穿道袍，游访道士。如《放鹤亭记》对道人张天骥大加赞赏，而《后赤壁赋》又以道人入梦结尾。在他被贬时，仍给许多道观、道堂撰文，于是有了《众妙堂记》、《观妙堂记》、《庄子祠堂记》等等美文。在《众妙堂记》文中他讲述了梦中见到自己的小学老师张易简道长并深受教诲之事，可见道教对其影响之深。 苏轼之弟苏辙在《龙川略志》开篇即言梦见小学时读书天庆观之事，梦中的苏辙通过与老子像的对话，泄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天道报应现象：不杀生可以长寿。 应考趣闻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赏识，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脩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建筑苏堤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多条长堤。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秋，徐州大水围城。苏轼通知大家“备畚锸，蓄土石，积刍茭”，同时急调5000人加固城基、高筑城墙。苏轼在水情严峻的城南，组织徐州军民修筑了一条防洪长堤。《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明嘉靖《徐州志·山川·苏堤》：“宋苏轼守徐时，河决为患，因筑以障城，自城属于台，长二里许，民赖以全，活着众，今尚存。”徐人至今思焉。北宋元祐四年(1089)，诗人苏轼（苏东坡）任杭州知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二十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元祐六年(1091)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六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程苏结怨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 佛寺趣事 在黄州时苏轼常与金山寺主持佛印禅师来往，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呈给佛印。禅师即批“放屁”二字，嘱书童携回。东坡见后大怒，立即过江责问禅师，禅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八风吹不动’了吗，怎又一‘屁’就打过了江？” “八风吹不动”可见于《佛地经论》卷五，诗僧寒山诗歌亦有此句，八风是佛教用语，指八种境界的风：称、讥、毁、誉、利、衰、苦、乐。  美食大家 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濬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  雷州西湖 广东雷州西湖原名罗湖，始建于北宋，自从大文豪苏轼兄弟在此醉游之后，罗湖更名为西湖。  宋绍圣七年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城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宽容大度 苏轼在杭州上任之初，都商税务捕到一个逃税的人，是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乡贡进士吴味道。他冒用苏轼的名衔密封两大卷轴要送到京师苏辙的府第。 苏轼问他卷轴里装什么东西。吴味道惶恐地说：“我今年秋天荣幸地得到推荐成为乡贡进士，同乡凑集了十万钱做为赠别的礼物送我。我买了四百丈建阳薄丝，但想到沿路所有的税务官署都要抽税，到京城时怕剩下不到一半数，所以私下设想：“当今天下最有名望、且爱提携奖掖读书人的，只有先生您和苏侍郎（苏辙）而已。纵然事情败露，也一定能得到宽恕。”于是假借先生的名衔把丝封了起来。来到此地，却不知道先生已经先来到这里任职。真是倒霉，我也无话可说了。” 苏东坡看了好一会，笑着让管文书的家仆把旧封条除去，换题上新的名衔，附上“送至东京（今河南开封）竹竿巷”字样的笺条，又亲手写了一封给弟弟苏辙的信交给吴味道，说：“前辈这回即使拿到上天去也无妨了。” 第二年，吴味道考中进士，特地前来答谢。  家庭成员 祖父 苏序。 父亲 苏洵，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作《名二子说》说明替儿子命名的来由，史书记载其与程氏共有三子三女，然长子苏景先与长女、次女早夭。 母亲 程氏，眉山富豪程文应之女，十八岁时嫁时年十九岁的苏洵。婚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苏轼一生思想深受母亲影响。 平辈 姐姐 苏八娘，亦称苏小妹，苏轼之姐，长苏轼一岁，成年后嫁表兄，婚后不得志，抑郁而终。 弟弟 苏辙，唐宋八大家之一。 妻子 王弗，十六岁时与年方十九的苏轼成婚，婚后二人恩爱甜蜜。结婚十一年因病逝世，得年二十七。苏轼四十岁时曾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悼念亡妻。 妻子 王闰之，王弗堂妹，王弗逝去三年后嫁给苏轼。苏轼五十八岁时逝世，得年四十六。 侍妾 王朝云，原为歌妓。三十八岁时的苏轼赎十二岁的朝云，后收为侍妾。她陪伴苏轼度过仕途不顺的岁月，卒于绍圣三年，得年三十四。 后辈 长子 苏迈，妻王弗所生。 次子 苏迨，妻王闰之所生。 三子 苏过，妻王闰之所生。 四子 苏遁，妾王朝云所生，未满周岁而卒。 乌台诗案详情 案情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案档 苏轼“乌台诗案”案档，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详细状况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表中说：“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王小波，又叫小皤、小博，是四川倾城人氏，茶饭出身。后来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为口号，发动农民起义，反抗北宋统治。 四川自古以来就以地险山高而著称，唐代诗仙李白曾言：“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优势，四川各地相比于中原和江南地带，受到的战火冲击是最少的。许多王朝统治者，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大多数都会选择到四川避难。比如唐明皇，又比如蒋介石。 唐宋以来，因为统治者的无道和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腐败贪婪，农民们饱受欺压剥削，各地农民军纷纷起义反抗。但是因为四川的地理优势，却少有受到冲击，就连席卷大部分国土的黄巢起义，也咩有攻进四川。 避免战火的洗礼，自然使得当地的老百姓免于战难。但是同样，四川的地主豪强同样没有受到打击。所以四川各地豪强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贫富差距极大。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地主壕枪对百姓们的持续剥削，使得阶级矛盾也越发严重。四川这个地方，平静祥和之中，开始酝酿起惊天之变。 青城味江的农民以经营茶叶和手工编织为主业，经济比较活跃，同时受到的剥削也更为严重，阶级矛盾最尖锐、当地官府以垄断茶叶、布帛、明令禁止出境，强行“高称低估”、“贱贩贵”，搞掠夺式经营，使得百姓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所以起义最开始，在这个地方爆发，并且开始席卷各地。 王小波原本是青城一个十分普通的茶农，因为官府的垄断失业。生存受到威胁之后，王小波奋起反抗。他清楚的抓住了官民之间深厚的阶级矛盾，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在青城揭竿而起，率众起义。他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为口号，这种“均贫富”的主张，使得他的队伍迅速壮大。 王小波起义后，率众迅速攻占青城，随后分兵而下，围困蜀州。他并没有贸贸然的进攻，而是选择了将队伍带到农村郊区一带，继续发展势力。后来为了聚集人心，树立军威，带领大家攻下彭城。战后将所得战利品平均的分给大家，此后军心更稳。 同年年底时机成熟，王小波才亲率人马攻打江原城，一箭射死西川都巡检使张玘，自己也不幸为张玘一箭射中额部，终因伤重身亡。王小波去世后，他的妻弟李顺被起义军推举为首领，仍然坚持起义运动。 李顺坚毅善战，成为起义军首领之后，坚持与宋军对抗，先后占领蜀州、邛州、双流、新津、温江、郫县六地，后来更是在淳化五年攻取蜀州都城成都。 攻取成都后，李顺建国称制，自称“大蜀王”，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定都成都。此后这支农民军的势力，又再次进入新一轮迅速扩张之中。 大蜀军的迅速发展，让宋王朝惊惧交加，派出大量精兵进行镇压。后来起义军在进攻梓州的时候大败，势力受到冲击。李顺只能带军退守程度，宋军乘机加大兵力包围成都。浴血奋战之后，因为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最终失败。 张余率领残余部众退出成都，此后在郊区活动，势力再次发展到十万人，先后攻下嘉、戎、泸、渝，沪，忠、万、开、夔、陵各地。后来在至道元年因为部下的反叛，张余被捕，而李顺也不知所踪。这支由王小波发起的起义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来源：网络，作者：陈华，标题：北宋之悲：狄青为何战功赫赫却忧惧而死？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外国电影《铁面人》，至今仍然印象深刻，后来知道铁面人的故事源自法国波旁王朝的内讧。中国历史上也有个喜欢带金属面具的人，不过他戴得面具比那个铁面人的高大尚。他的面具是青铜材质的，造型很夸张很吓人，戴上它一定很拉风，仿佛"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一般。 不过在唯美的优酷剧《将军在上》中，这位面具型男却没有戴着面具出场，而是化身为了一位神奇军师。他就是剧中的胡青，史上的狄青（胡和狄在古代都是对少数民族的称呼）。 北宋之悲：狄青为何战功赫赫却忧惧而死？" /> 剧中的胡青是女主叶昭将军的男军师，不仅足智多谋、潇洒俊朗，而且武能杀敌，文能赋诗，居然和大词人柳永是知音。有"狐狸"之称的胡青，自18岁起就与昭并肩征战，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当他发现自己誓死追随的将军竟然是女儿身后，苦苦压抑的荷尔蒙被激活了，他对将军的痴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惜郎有情，妾无意。叶昭被皇家指婚给赵玉瑾后，胡青彻底石化了。他知道他与真爱从此永绝了。姑且不说这是皇命难违，他从叶昭对赵玉瑾的爱恋中读懂了一切，原来自己与叶昭只是战友加兄弟，永远不是爱人。此后的胡青只能站在远处暗中帮助叶昭，成为每一个成功女人阴影里的男人。如此文武双全的型男总是形单影只，观众不答应，编剧也不忍，于是，终于在后来为胡青找到了他的另一半，一位同样出身军旅的巾帼英雄秋水。 只说剧中被演绎得很受伤的胡青，那位被无端山寨的狄青一定会光火。毕竟他才是正版啊！ 咱们的面涅将军可不是面捏的泥人狄，而是面上刺字后留有瘢痕，也可说是面具将军。 狄青生于1008年，卒于1057年，勉强算是活到知天命之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为羼弱的北宋吹入了一缕久违的罡风，展示了北宋武人难得的威武。 而这主要归功于他的那个造型恐怖的面具。 从小喝着汾河水长大的狄青，虽然出身贫寒，却生得孔武有力，也非常讲义气。16岁时，他的哥哥和乡人，后果很严重，害怕承担不起就跑了。官府要人，狄青为了不连累家里其他人，就站出来顶缸。官府也懒得问清，只要有人认罪就行。于是，狄青被逮送京中服役抵罪，刚好军中招兵。狄青头脑一热，就投了军。 要知道，北宋时重文轻武，对军人的态度很不端正，动辄将人刺配充军。就是说，当兵要在脸上刺字的，怕人觉得从军不光彩当逃兵。如此侮辱军人，宋人还津津乐道，也就难怪宋朝的那么牛，却是打谁也不赢，谁打都纳币。后世耍酷的刺青在北宋竟然变了味道。 狄青脸上刺了字留了疤，自然形象大损，怎么看也不似剧中那般玉树临风了。但小狄却从此坚定了从军报国的远大志向。这在北宋军界也算是一朵励志奇葩。（也有一说狄青太帅不得不戴面具） 不过狄青的军旅生涯还是蛮顺利的。他勇而善谋，兼具了老虎和狐狸的优良品质，一路砍砍砍，杀杀杀，用敌人的鲜血铺出来一条小兵逆袭将军的人生传奇。 到了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狄青当上了延州（革命胜地延安）指挥使，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被充实到抗击西夏的第一线。面对突然崛起的党项强权，狄青自有威镇敌胆的武器，就是他的青铜面具。对于那些贪得无厌的异族，狄青始终明白一个道理，只有你的拳头硬，他们才会怕你。三十而立的狄青在与西夏的战斗中，总是一马当先地冲锋在前，只见他披头散发，脸上罩着恐怖的青铜面具，杀伐骁勇，毫不留情，如同死神的镰刀一样收割着那些敢于犯境的党项人的生命。本来就信神信鬼的党项人撞上如此凶恶的"面涅将军"，哪里还敢迎战，纷纷避让，有多远逃多远。 那些原本畏敌如虎的宋军重又有了主心骨，也变得勇武起来。他们跟着狄青打了四年仗，前后25次与西夏交锋，让西夏人吃够了苦头。狄青的威名就此闯了出来，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东京街头的小报更是将他描写成身高丈二杀人如麻的鬼面罗刹，很是提气！ 宋军在狄青的率领下，攻陷金汤城，夺取宥州，屠灭了砽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臣服西夏的部族，焚烧西夏储备的战略粮数万石，收缴帐篷2300顶，俘虏5700人。为了防备西夏人的反扑，狄青还修建桥子谷城，筑建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城堡，扼制住敌方进攻的要害之地。 虽然有鬼面加持，但西夏军也渐渐知道了狄青的底细，一旦开战，都奋力地杀向狄青，使狄青成了众矢之的，受伤也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特别是在安远一战中，狄青受伤很重，军医让他好好休养。哪知，他听说西夏军队复至，就挺身而出，飞速赶往前线御敌。他麾下的士兵们深受鼓舞，也争先恐后地奋力搏杀，最终击退了来犯之敌。 自助者天助之。狄青这个军中悍将受到了时任经略判官的北宋名臣尹洙的关注，一句"此良将材也"的点赞，让狄青同时进入两位北宋牛人范仲淹、韩琦的法眼。范仲淹还专门教他读《左氏春秋》，对他说："将帅不知古今历史，就只是匹夫之勇。"要知道作范大人的学生可不易，剧中曾说叶昭的嫂子虽是范仲淹的妹妹，想请范教其子都不行。 狄青从此改变志趣，认真读起书来，终于精通了秦汉以来将帅的兵法，从此知名度狂飙。对此，我觉得读《左氏春秋》最大的好处在于明白所谓的春秋大义，也就是同样对《左氏春秋》爱不释手的关二哥所奉行的忠义思想。范仲淹那么忙，却还热心地教狄青读《左传》，想来是怕这颗又红又专的好苗子走了弯路。由此可见，史上的狄青是个偏科生，所学的是兵法，而不是当时读书人学的那一套东东，如此学识的狄青果真遇上柳永，就仿佛秀才遇上兵，估计是撞不出什么火花的。 有了几位大佬的提携，狄青的官位如同坐上火箭似的一路窜升，两只手都数不过来，今天是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明天是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直至当时武人能够做到的最高军职枢密副使（相当于军委副主席）。就连宋仁宗也想要召见他询问军国大计，遇上西夏侵犯渭州，便急忙命他画出军事地图送上来。《将军在上》中也曾出现胡青单独面圣的场景，所说事涉机密，足见狄青此时深受仁宗器重。 狄青虽然成名了，但当年从军时脸上刺的字还在，上朝时和一班相貌堂堂的大臣们站在一起似乎有点大煞风景。为此，宋仁宗曾劝狄青干脆敷药除掉黑疤，好好整整容。没想到，狄青却指着自己的脸自豪地说："臣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这些疤痕，臣希望保留它好鼓励士兵，不敢奉行您的命令。"一番话说得宋仁宗都有点小感动，多好的同志啊，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此后狄青上调中央，有点脱离军队了。这也是宋朝的光荣传统，不能让将军久掌军队。枢密副使看似高高在上，可是却远离军队，就如被解除军权的叶昭一样。 但是，一向喜欢放马冲杀的狄青同志闲不住啊。他只能在享受后方太平的同时，学着做做诗，与柳永等诗人交游，靠附庸风雅度日（这只是按照《将军在上》剧的臆想）。 皇佑五年（1053年），广南西路广源州（今广西靖西）的蛮族首领侬智高发动了叛乱，因为宋的主要军力都集中在汴梁和北方边境。当地的厢军战斗力不强，将领的指挥也是漏洞百出，所以长久没有战绩，反而让侬智高占领了不少城池。宋仁宗无奈，只好派孙沔、余靖做安抚使，从北地抽调部分精锐，整合当地厢军共同剿灭叛乱。 在朝中快要锈掉的狄青闻讯来了精神，就主动打报告请求带着自己的亲兵去平叛，一番豪言壮语说得宋仁宗热血沸腾，当即任命其为宣徽南院使，负责平叛事宜，还亲自在垂拱殿设酒为他壮行。 此时，官军连战连败，士气非常低落。狄青在赶往前线的路上急令各将不得擅自与叛军接战，而要听从他的统一指挥。众将闻令后忙勒住自己所辖军马。可就是有人偏偏不服从狄青的军令。广西钤辖陈曙想趁狄青未到，擅自率步兵八千攻打叛军，结果大败于昆仑关（广西宾阳昆仑关是南宁市门户和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后世中日曾血战于此），随军的殿直袁用等人也望风逃遁。 急急赶到的狄青收拢败军后，召集众将说："号令不一，是军队失败的原因。只有严明军纪，才能战胜叛军。"他当众宣布逮捕陈曙，并召来袁用等人，依战败逃跑罪，推出辕门斩首。孙沔、余靖两位抚臣相视惊愕，堂下众将更是吓得两腿颤栗，一时军中凛然。剧中有此场景，是说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陈曙怕狄青麾下将士骁勇，和他们搭伙自己挣不到工分，结果不仅没挣到工分，还把挣工分的家伙混没了。 此后，狄青命令军队扎营休整，借以迷惑叛军。看到宋军不再攻击，叛军以为宋军怯战，慢慢放松了警惕。就在叛军以为狄青不会马上进攻的当口，狄青秘密集合人马，一昼夜间就越过了昆仑关，从归仁铺冲出布下大阵。本来险峻的要隘一下就失去了作用，叛军只好从营垒中冲出来迎战。 积胜的叛军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刚一交锋。宋军前锋孙节就力战而死，叛军士气高涨，孙沔等人吓得脸色突变。狄青却不以为意，手举令旗指挥骑兵，从左右两翼冲出，叛军多是步兵，在失去险要屏障后直接对战骑兵，想一想就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这些曾跟随狄青战败西夏的宋军铁骑，轻而易举地就冲垮了叛军的阵营，叛军见大势已去，只能望风而逃。宋军狂追了五十里，斩首数千级，其中侬智高的亲族同党被杀死者达57人，另外还生擒叛军500多人。听闻前线战败消息的侬智高总算见识了面涅将军的厉害，连夜纵火烧城后逃走，此后，叛军一败再败，侬智高只得做了流亡国外的红通人员。 黎明时，狄青约束部队开进了失陷多日的邕州城，缴获金银玉帛数以万计，杂畜数千。狄青首先集合曾被叛军裹胁的老弱7200多人，一番摆道理讲政策之后予以释放、遣散，然后将叛军将领的首级挂在邕州城下示众，还敛集叛军尸体在城北角建筑京观。如此恩威并用，狠狠地震慑了当地人，让他们知道了朝廷的威严。 当时，宋军在清理叛军尸体时，见到有个穿金色龙袍的，很多人说是侬智高，要向朝廷报功。狄青却说："怎知这不是一个骗局呢?我宁可说侬智高失踪，也不敢欺骗朝廷。"事实证明，狄青是对的，许是侬智高为了逃跑顺利玩的金蝉脱壳。 狄青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是值得后人称颂的。据说老天都在助他。狄青刚到邕州时，正遇上这里毒瘴弥漫，有人说是叛军在江水上游放毒，将士饮水而死者很多，狄青非常忧虑。哪知没过多久，就有一股泉水从城寨下涌出，取来一喝，味道甘美，宋军靠此度过了难关。 起初，交趾人请求出兵助战，余靖认为他们可信，便在邕州、钦州准备了粮草等待他们，宋仁宗也下诏要用三万缗钱赏赐给交趾国做军费，并许诺平叛乱更有厚赏。狄青不同意，他一面传令余靖不要派使者到交趾借兵，一面立即上奏说："凭一个侬智高就能横行两广，使朝廷无力讨伐，蛮夷必会轻视大宋。如果再向蛮夷借兵，那蛮夷贪得无厌，要是进而发动战乱，我们又怎么抵御他们呢?所以绝不能借兵！"宋仁宗采纳了狄青的意见。叛军很快被平定了，交趾人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人们都很佩服狄青的远略。 在平定侬智高叛乱前后，狄青与宋仁宗的关系可谓君臣相得。狄青刚率部南下，宋仁宗就为他担忧："狄青素有威名，叛军定会害怕他的到来，想方设法地算计他。一定要保护狄青的安全，担任左右传令的人，非狄青的亲信不可，哪怕是饮食起居时，也应该防备突然袭击。"宋仁宗专门派使者飞驰前线训戒。等获悉狄青已打败叛军，宋仁宗吩咐宰相迅速议定恩赏，生怕慢了起不到奖勉的作用了。此后狄青复任枢密副使，并兼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尹。没多久，宋仁宗又任命他为枢密使，并赏赐给他一套在京师敦教坊的宅第，还特旨优先给狄青的儿子加官进级。 如此优渥的赏赐与亲睦的君臣关系，引起了掌握北宋话语权的大臣们的忌妒与疑惧。他们莫名地担心像狄青这样一个深得将士爱戴的名将重演陈桥兵变，更受不了一个出身行伍的粗鄙武夫位居他们之上，于是，针对狄青的迫害网无形中编织起来。 一个谏官站出来揭发，说狄青家的狗长出犄角，而且还会冒光。这可是赵匡胤生下来红光满室的一个翻版，其意不言自明。宋仁宗对此没有答复。没过两年，赶上汴梁发大水，狄青为了避难全家搬入相国寺，借住在佛殿上。这本来是佛家慈悲，但是相国寺是大宋皇家家庙，岂是人臣可以居住的。一时间弹章飞驰。 狄青的前景越来越微妙了。 也许是以前上奏的人分量不够，北宋文坛领袖，以乐于奖掖后人着称的史学家兼文学家欧阳修出手了。他的奏章可谓大杀器。欧阳修先说："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一个武将掌握了兵权而且还得到军队的拥护，这不是宋太祖附体了吗？欧阳修接着又貌似好心地说，为了给国家削除未萌之患，请免去狄的兵权，外放地方做官，使其得以保全。 病中的宋仁宗终于妥协了，狄青被免去枢密使，然后离京出任陈州知州。背着莫须有罪名的狄青离开了朝廷，更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军队，他的心里一定充满了苦涩。俺都那么有文采了，那么讨好文臣了，那么谨小慎微了，你们还不相信我吗？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狄青因嘴上生毒疮，抑郁而终，再也不能带着青铜面具驰骋疆场了。宋仁宗对狄青的死还是很伤痛的，追赠其为中书令，谥为"武襄"，下令取来狄青的画像放进宫中，并亲为他御制祭文，还派遣使者到他家用中牢的礼节祭祀。可是，这些马后炮对一个渴望扬威疆场，浴血为国的将军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带着原罪的北宋武将就这样生活在两宋王朝，他们无论多么努力也改变不了这个王朝的宿命。 叶适曾这样评价两宋武人"若狄青、岳飞辈，盖数十百年而一，有寥落相望，无复继者，则其为存亡安危所系"。如此大宋，哪怕再惊人，也强壮不了软骨症的胎体。狄青也罢，胡青也罢，只要打上武人烙印，哪怕你爬得再高也会跌下来。那就不如早些找个秋水恋人，好好地过几天太平日子吧。

在论坛里逛了段时间,发现一些对北宋经济和富裕状况的描述,让我很是不明白,因为这和我平时所认为的天经地义的一些观念相冲突。如果哪位达人可以解惑,感激不尽。很多人都说北宋时经济非常的发达,人民生活相对比较富裕,甚至连城门的小吏都是穿丝绸的靴子。我不是北宋人,也没有找到关于北宋时期经济的直接的或是间接的明确记录,无法确实的分辨,只是有几个疑问。 我知道,在经济生活中,生产和消费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有多少的生产就会有多少的消费,生产和消费基本上是平衡的,消费是由生产驱动的,至少在古代时是消费从属于生产的,这应该没有争论。因为科技水平决定了生产力,而生产力决定了一段时间里生产的消费品的多少。和现今相比,北宋在农业生产和纺织这两种最基本、最基础的的生产科技上是落后的,也就是说在生活水平上,如粮食、布匹的人均消费量是不能和现代人相比的。 说说北宋的粮食产能。在黄河流域应该是麦、稷、黍、菽、麻等五谷为主,这些作物的产量即使是在如今的生产状况下,除小麦外,都是很低的,稷、黍、菽这三种因为产量实在太低,今天在农业生产中早就被淘汰了,不属于主流作物了;在长江流域大概是以水稻为主。我在这里因为一些基本数据的缺失,不算总的产量,我来算农业生产率。以明清时代的江南农业生产率为标准,来估算北宋时期的应该不会偏低,反而会偏高。根据明清时期文人的记载,一个壮年的劳动力应该可以耕种10亩水田,而每亩水田产稻米平均为2石,一个劳力的消耗一年大约也是5石,也就是说包括他自己,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的粮食只可以养活不到5人,我引用的数据是江南地区的,也就是说平均水平会更低;北方旱地的生产率肯定比水田低,我想古今不会有多大的区别,问题只在于低多少了。算古代一户人家有5口人,应该不算很多或很少了;南北以人口相同的条件平均,认为一人耕作可以养活5个人应该是很多的了,这个数据有很大可能偏高。总结,一户人的耕作可以有养活1个人的粮食用来交换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考虑到,粮食的运输和保存,每户(5个人)从事于农业生产就可以供养1个左右的人脱离农业生产,这个数据明显偏高了很多。 以我们解放初期的数据来比照,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近80%,也就是说,10人中有2人脱离农业生产,北宋的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比这还高,而且北宋的社会形态不可能比解放初复杂,有一定的可比性。在北宋时期,考虑到当时的交通状况和中国相对于周边的庞大的人口,外源性质的粮食输入是杯水车薪,可以忽略的。也就是,单单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说,5个人只能供养不到1个人,最多不会有10%的人脱离农业生产。 从布匹的生产角度来说,北宋时期富人以丝绸为主,穷人以麻为主。丝绸就不说了,种桑、养蚕、抽丝、纺织,闭上眼就能想象产能高不到哪去,否则不会到今天还是属于奢侈品之列了。至于麻,不是我们现在的黄麻,而是葛麻,比起今天的棉花产能是远远不如的。不谈纺织,就说原料的生产率,就差了一大截。想想我们到了化纤出来了,才解决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想想到了今天一件纯棉的内衣或外套还是属于中档的服饰,我实在对于北宋时人们的穿衣状况乐观不起来。毕竟,生产力摆在那里,这是改变不了的。 衣食住行。衣和食的解决问题令人怀疑;住的问题这里忽略;行就不说了,简单不到哪去,否则古代人不会对离别那么的在意了,生离和死别等同起来,搞出了十里长亭,送别思念的诗词多得臭大街了。 我对一些人对北宋的富裕程度的描述表示怀疑,因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放在那里,别的可以作假,科学技术可是做不了假,没有生产力的支撑,其它的一切都无从发展起来,连穿衣、吃饭问题解决起来都是如此的困难(想想我们的解放初期),如果缺衣少食能够发展出什么富裕的文明,能够支撑起一个商业普遍发达、民众普遍富裕的社会,那真是见鬼了,除非我在学校里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完全错误的;还有据我所知,北宋还是有一些农民起义的,规模不算很小;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谁会去造反,而且是在一个相对单纯的一农业为主的社会里?所以,我觉得,北宋不会很富裕,至少不会像某些人所吹嘘的那样富裕,即便是有,也就是极少数人的富裕,相对的是大多数的贫穷;想想我们今天不是还就这样吗,难道北宋政府真的是如此的NB,那我申请穿越北宋得了。

宋哲宗继位之谜：元丰七年（1084年）秋，在一次宴会上，宋神宗突然开始抽搐，把酒杯都打翻了。这是皇帝生病的前兆。但开始还不是很严重，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宋神宗突然卧床不起，不能处理朝政。二月，宋神宗疾病日趋恶化，愈来愈严重。三省枢密院长官到内宫问疾时，宰相王请宋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此时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王又建议让皇太后高氏暂时处理朝政，等宋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宋神宗也点头认可。当时，皇太后高氏、皇子赵煦和朱德妃（赵煦生母）都在场。等到退出宋神宗卧室后，宰相王等人跪在高太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高太后慌忙躲避，但宦官张茂则对高太后说：“太后应当为国家社稷着想，不应竭力逃避责任。”于是高太后同意垂帘听政。 虽然宋神宗同意立皇子赵煦为太子，但一直未下立太子的诏书。赵煦原名赵颍为宋神宗第六子，母亲为德妃朱氏。他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不过因为向皇后没有儿子，前面五个哥哥又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才被拥立为皇太子。这时候，赵煦才十岁，而宋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f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尤其关键的是，赵颢、赵f和宋神宗都是高太后亲生，论地位和出身，这二人也都具备了做皇帝的资格。宋朝又有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先例，于是，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大臣蔡确历来与宰相王不和，他见王打算拥立赵煦为皇太子，便与另一大臣邢恕密谋在雍王赵颢和曹王赵f选立一人为皇帝，这样才可以有拥立之功。在这场皇储之争中，高太后的立场立即变得非常重要。两边都跟她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一边是她的亲孙子，一边是她的亲儿子。无疑，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宋仁宗嘉v四年（1059年）进士。他有个外号“倒悬蛤蜊”，因为蛤蜊又名壳菜，倒过来念就是蔡确的谐音，为刘贡父所取（刘贡父的幽默见另一篇三白饭）。此人外表老实，内藏奸诈，城府颇深。为了谋取高官，他制造了多起冤狱。他从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都是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蔡确一度依附于王安石，靠着王安石的新政发家，俨然是一位变法派的干将。当他后来发觉宋神宗对王安石已有微词，便立即疏远了王安石，还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见风使舵和墙头草的性格昭然显现。正因为如此，朝中大臣大多瞧不起蔡确。] 高太后出身名门，其曾祖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氏小名滔滔，从小就被宋英宗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氏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蔡确和邢恕也感觉到必须取得高太后的支持，才有成功的可能。二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由邢恕出面，以赏花为名，邀请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到府中。高公绘和高公纪应邀前来后，邢恕开门见山地说：“皇帝陛下的病情已重，御医都无无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不等他说完，就大惊失色地说：“邢公这是想陷害我们全家！”然后与高公纪急忙离开了邢府。 蔡确和邢恕见软的不行，便决定杀死支持赵煦的宰相王。有一天，蔡确约王一起去探视宋神宗的病情，走到半路的时候，蔡确问王对立储之事的看法。此时，蔡确已经事先安排好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四周，只要王坚持立赵煦为帝，就将王杀死。 王，字禹玉，祖籍成都华阳，幼时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今潜山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初任扬州通判，后入京都任起居注，又进知制诰等职。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兼任端明殿学士，得赐盘龙金盒。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首相）。王“以文章致位通显”，“其文章博赡瑰丽，自成一家”，“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谢及、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四库全书总目》）。他为宋朝廷起草诏书达十八年之久，其中重大典策多出自其手。欧阳修读王所起草的宋仁宗立太子诏时，忍不住赞叹说：“真学士也。” 王的后代中有几个极为著名的人物。王长女嫁给了著名文人李格非，生下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王第四子王仲裰女嫁与秦桧为妻，就是臭名昭著的“长舌妇”王氏。因此，李清照是王的外孙女，秦桧妻王氏是王的孙女，这两个以不同方式留名青史的女人实际上是姑表姊妹的亲戚。 不过，王为人胆小怕事，一贯顺承帝意，以明哲保身处世，是出了名的“三旨相公”（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他见以阴险出名的蔡确询问立储一事，已经料到对方不怀好意。蔡确则原以为王胆小怕事，被自己这么一问，必然不敢轻易表态。没想到王慢吞吞地回答：“皇帝陛下有子。”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宋神宗的儿子赵煦。 蔡确明明已经安排下杀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却没有杀死王，大概见到王已经老朽，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就在三个月后，同年的五月，王病死。 显然，没有宰相和太后的支持，蔡确无法成事，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使出极为阴险的一招：四处宣扬说是他策立了太子赵煦，反而诬蔑说高太后和宰相王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蔡确此举并不明智，后来为他招来了巨大的灾难。 赵颢和赵f这两个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时常去皇宫探望兄长病情，而这二人显然并非真心关心兄长，表现得非常不安分，常有窥测之意，甚至连卧病在床的宋神宗都觉察到弟弟们居心叵测，但此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怒目视之”了。高太后在关键时候起了稳定的作用，为了以防万一，她下令关闭宫门，禁止两个亲生儿子出入宋神宗寝宫。这实际上已经是高太后在明确表态：孙子赵煦将是未来的皇帝。 有一天，群臣前来觐见，高太后当众夸皇孙赵煦聪明伶俐，还将赵煦为父亲祈福手抄的佛经拿出来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表示称赞。高太后立即命人领着赵煦出来，宣读宋神宗诏书，立赵煦为皇太子，皇储之争由此而平。可以说，高太后在平定这场立储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几日后，宋神宗病逝，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v，当时曹太后已死，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导读：读包拯事，总有几个疑惑：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三是他为什么不笑。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他流传下来的文字，只有早年的一首短诗和晚年的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包拯（999-1062），字希仁，汉族，北宋庐州（今合肥）人，天圣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v六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 历史形象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一个真实的包拯 他是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是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他是集中体现秉公执法、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他被后人演义成无所不能的超人，直至今日，他依然是民间最具号召力的代表公平与正义之化身，他的影响力遍及海内外华人世界。本文和大家一起拨开历史烟雾重重的文字迷宫―― 孝顺父母富贵公子辞官回乡10年“尽孝” 大宋王朝的第40个年头，安徽合肥一家包姓名门望族诞生了一个胖小子，这个全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一脉单传，就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既不是什么怪胎，也没有所谓的兄嫂，更不存在任何坎坷身世。作为富贵逼人的独生子，父母宠爱备至，他的童年幸福像花儿一样。封建地主家庭子女要想显达于世，不外乎走上科举之路。包拯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作为当时的一名有志青年，他的追求显然也在求取功名上。29岁那年，他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县知县，按照如今说法，等于是江西永修县的“一把手”。 然而，恋家的包拯舍不得离开父母，便奏请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边上班，于是把他改任为和州监税，等于在合肥邻近的和州市政府管钱粮税收。回家报喜，结果爸妈既不愿意离开合肥的家业去适应新的生活，又舍不得宝贝儿子独立门户。包拯看二老年事已高，自己又是根独苗，索性把官给辞了，安心在家陪父母。包拯甘当“宅男”，这一当就是10年有余，二老离世后，他守孝3年。守孝结束，他仍然没有工作的打算，不愿离开父母的灵地，又在家里呆了两年。就在这一年，名臣范仲淹入主开封府，他的《岳阳楼记》名贯天下，而此时，34岁的包拯还是个连官门都没进的“待业老青年”，当时的他也许未曾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将从开封府走进历史的深处…… 两年后，在乡亲邻居苦口婆心地劝说鼓励下，包拯才决定离开家乡，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差事是当时的安徽天长县“一把手”。包拯十几年呆在家里“虚度青春”，这在现代人眼中简直匪夷所思，而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宋朝对孝道非常重视，上升到个人品德及社会名声的高度，如果谁因贪恋官位而置双亲于不顾，要被世人唾弃。按照宋朝礼律，父母去世其子必须守丧3年，无论你官居何位，必须离职守孝，否则就是“夺情”，即大逆不道之人。所以，包拯的青年时代为了孝顺父母在家里度过，并未有任何惊世骇俗之处，符合当时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 显个性官场新秀“老愤青”打破潜规则 如今记载反映包拯初进官场的事迹已不可考，只有他任天长县知县时断过的一起“牛舌案”尚留史书。有贼把别人牛舌割了，主人告状，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杀了。不久又有人来告状，说牛主人私杀耕牛，这在宋朝是违法的，包拯断喝道：“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此贼被识破，惊服！一件小案子，从中看出包拯断案的机智果断，也许他“善断狱讼”之名就是从这时流传开来。 至今几乎所有的包公戏都与他善断奇案、沉冤昭雪有关，而事实上，历史并没有记载包拯断案的事迹，他的政绩也非在断案上。 三年后，42岁的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当于今天的广东肇庆市）“一把手”。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3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掷砚》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蓝本创作的。 不久，45岁的包拯因“端砚事件”被皇帝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虽然这个官职没有多少实权，但从此他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对于刚直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来说，无疑找到了自己的发声平台。在官场崭露头角，包拯确实发出了不少声音，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上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比如要求从重处罚贩卖私盐者，反对朝廷以进贡求和西夏，主张强国策略等等。其间，他还代表大宋出使契丹，并与对方使馆“二把手”舌战并成功赢回大宋面子。 这其中，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变”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被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陈州放粮》，民间渲染加工成开封府尹、钦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赈，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护包公、包公怒铡皇亲国戚、成功放粮赈灾等等，演义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事实上，作为官场新秀，当时包拯只是上了一个并不为人关注的批评性的奏章，是否被批准史料也无下文。此时，离他入主开封府尚有12年。 耍大牌弹劾“国丈”猛男口水喷皇帝 包拯进入中央，正赶上范仲淹掀起“庆历新政”。范仲淹的吏治改革集中在改变官员冗滥作风，斥退冗员、举贤用能方面，自然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朝廷陷入“党争”，守旧派与革新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理说包拯该站在守旧派阵营，因为把他从地方推荐到中央任职的是守旧派大臣王拱臣，但他却并不急于表态，也不参与其中纷争。同时，守旧派也没把这个无名小卒看上眼，更没指望他能在打击改革派上有所作为。然而，包拯却突然上了一个抨击范仲淹新政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折，对其派出的监督地方官员的按察使权力过大提出置疑，此奏一出立即炸开了锅，两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员腐败争论不休。保守派士气大振，为加入包拯这个生力军惊喜。 不久，变法失败新政被废，正当保守派长吁一口气时，不料包拯突然上奏，建议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试选拔人才等新政。这可把保守派给打懵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老小子啥意思？其实，这正是包拯峭直的禀性，他不与人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一生不结派系也不卷入党争，甚至没有一个走得近的朋友，以至于“故人、亲党皆绝之”。 此后，包拯渐入佳境，走上了北宋仁宗时期的政治舞台。他的特色之一就是一生都在弹劾别人。据统计，在他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往往反复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并且被他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他7次弹劾酷吏王逵，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马;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宰相宋痒，其人文采风流道德高尚，实无过错，包拯却弹劾他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如同当今提的“庸官”、“不在状态”等概念。 包拯越弹越牛，甚至六次弹“国丈”，硬生生把仁宗宠妃的堂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飞机”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财政部长、组织部长等4大要职。此举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冒出来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不料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见形势不对，3天之内又弹劾，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见没动静，包拯再弹，而仁宗也怄气了，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激进者要求廷辩，要和皇帝面对面理论。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包拯一激动，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皇帝尴尬至极又窝火，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这样，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而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事实上，皇帝只是缓兵之计，仅过了几个月又把这些要职委给“国丈”了。其实，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包拯却非要让皇帝下不了台，继续弹劾，一弹再弹，最终把仁宗给弄烦了，不再动张尧佐的职务。后来张贵妃又香消玉殒，这场由包拯掀起的君臣拉锯战总算平息了。 包拯这股子牛劲让权幸大臣，甚至仁宗本人都有点畏惧三分，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包弹”，为官清廉正派，就叫“没包弹”;贪官污吏就叫“有包弹”。 包拯一生弹人，他自己有没有被弹过？当然也有。包拯刚弹掉张方平、宋祁两任三司使，结果自己又取而代之，这是朝风大忌，欧阳修就批评包拯“蹊田夺牛”，但他同时也为包拯开脱，说他“素少学问”，即太不懂人情世故。包拯不得不回家避风头，不过没过多久，老包又象没事儿人一样回来继续履职。 重实干坐镇开封两年一生善始善终 在入主开封府之前，包拯因对官场失望导致情绪低落，而“七求外任、出京四年”。包拯曾于公元1056年来金陵担任过4个月的江宁府尹，接着奉调入京任开封府尹。[3]1056年，58岁的老包终于成为开封府尹。按理说，包拯后世之名应是从开封府名扬天下的，事实上，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坐了一年有余。既没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也没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更没有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那些出神入化的情节都是出自清代石玉昆的《三侠五义》。 不过，以包拯的个性，不在开封府干出点名堂不会善罢干休。他一上任就改革诉讼制度，裁撤了门牌司，在当时，平民告状都得先通过门牌司才能上交案件，时常被小吏讹诈。几个月后，惠民河涨水，淹了南半城。包拯一调查，原来屡疏不通的原因是达官贵人在河两岸占地修豪宅，还堵水筑起了“水上公园”。包拯立即下令将这些花园水榭全部“毁去”以泄水势，“人患”一治，水患自然解除。老包这一举动可谓石破惊天，威名大震，京师老百姓都盛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当然，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包拯肯定也查办过一些案子，也许其中不乏为民平冤的，也采取过一些措施维护首都治安，一度赢得美名。他处理案件公道正派，执法严峻，对各种阶层一视同仁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他不苟言笑、过于严肃，得来了“包大人笑比黄河清”的民间评价――要看包公笑，比黄河水变清还难啊！ 然而，包拯主要政绩并不在开封府任期，更不在英明断案上，他是一个实干家。不到两年，61岁的他就被任命为三司使，负责全国经济工作，他展现出了经济改革的天赋，比如改“科率”为“和市”，即朝廷按照公平价格购买农民要缴的上供物资;免除部分地区“折变”，即废除农民将粮食变成现钱纳税的规定等措施。开展经济工作卓有成效，两年后，包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军事的副国防部长，至此，包拯才算正式进入了中央执政官的行列，属于最高军事长官之一。然而，63岁的包拯已经是风烛残年。宋仁宗时代相对和平，所以这个职务也许是皇帝对老包忠心耿耿一生的一种荣誉的回报。又一年后，包拯病逝，首都开封的老百姓莫不悲痛，皇帝亲自到包家吊唁，并宣布停朝一天以示哀悼。当宋仁宗看到包家如此俭朴，又听闻他“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如初宦时”，不禁感慨！欧阳修曾说，包拯一辈子“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他纯朴平实、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爱民如子，同时他不苟言笑、太过较真、不会处世、人缘不好。然而，他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无人企及的崇高与正义的化身，一个至忠至正、至刚至纯的清官标志与忠臣样本，一个被历朝官方推向神坛，又被历代老百姓奉为神明的“包青天”。 历史点评：包拯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其事迹被后人改编为小说、戏剧，令其清官包公形象及包青天的故事家喻户晓。包公的形象历千年而不衰，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从深层次上说明中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皇权”观念与“清官”情意结。

靖康二年春，金人的铁骑踏破汴京，北宋灭亡。四月，中原汉人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幕发生，“金人以帝（按：宋徽宗、宋钦宗）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宋史》）。可以说，北宋所有值钱的人和物，几乎被金人一网打尽。在这场被后人称作“靖康之难”的文化浩劫和资源掠夺中，仅有两位皇室成员得以幸免，一个是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一个是宋哲宗第一任皇后孟氏。 后面内容更精彩 孟氏（1073―1131），持荩今河北永年）人，出身世家，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被选入宫后，高太后和向太后“皆爱之，教以女仪”。元v七年，孟氏因“能执妇礼”，被册立为皇后。宋哲宗从小就是个色鬼，看到孟氏姿色平平，且比自己大三岁，心里非常不满。高太后看出其中端倪，便对宋哲宗说：“得贤内助，非细事也”，能娶到这么好的贤内助，不容易啊，要好好珍惜，教导宋哲宗以国家社稷为重。想到宋哲宗一贯的脾气秉性，高太后还是对孟氏放心不下，忍不住哀叹“斯人贤淑，惜福薄耳！异日国有事变，必此人当之”，意思是说，皇后虽然贤淑，可惜没有福气啊，将来国家一旦发生大的变故，她恐怕要担当其祸了。正如高太后所预料，孟氏的命运接下来一波三折，相当坎坷。 因为不喜欢孟氏，宋哲宗除了偶尔应付一下皇后，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御侍刘氏身上。刘氏比宋哲宗小三岁，年轻貌美，能诗善文，“艳冠后庭，且多才艺”，比孟氏更具女人魅力。同时，刘氏还是一个恃宠成娇，泼性十足的女人，整天想着将孟氏整倒，自己好取而代之。孟氏生有一女，即福庆公主。绍圣三年九月，福庆公主染病，百医无效，孟氏的姐姐便“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由于“符水”之事一向为宫中禁忌，孟氏大惊失色，连忙命人将“符水”藏了起来。宋哲宗来看望女儿时，孟氏主动坦白，说明原委，并当着宋哲宗的面将符子烧掉。宋哲宗认为此乃“人之常情”，并没有怪罪孟氏。不久，福庆公主夭折，丧女之痛让孟氏哀伤不已。然而，孟氏还没有从悲痛中挣脱出来，一场横祸便从天而降。 <！-- shwc end --> 女人的妒忌之心最可怕，一旦发作，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何况是对皇后宝座觊觎已久的刘氏了。果然，刘氏却抓住这个把柄，先是四处造谣，指责孟氏偷偷搞“厌魅之端”;接着又将孟氏的“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法端与供奉官王坚为后祷祠”一事，添油加醋地报告了宋哲宗，诬陷孟氏居心险恶，用道符做佛事，意在诅咒皇帝。 后面内容更精彩 宋哲宗本来就不喜欢孟氏，一听孟氏居心叵测，不禁大怒，立即派专人调查此事。刘氏趁机指使专案组“捕逮宦者、宫妾几三十人，s掠备至，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在严刑逼供和恶言威胁下，造成了冤案。当时，北宋正处于新旧党争之际，孟氏是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和向太后所立，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极力排斥旧党，打击高太后党羽。笔者认为，这也是孟氏轻松遭馅的一个重要原因。 旋即，宋哲宗下令将孟氏废黜，“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一代皇后因为宋哲宗的政治私心和刘氏的苦苦相逼，成为一名带发修行的尼姑。瑶华宫的名字带着几分华丽，不过是坐落在汴京街坊内只有几间破屋子的小院落。地位和待遇一落千丈，且日常生活受到严密监视，孟氏的处境可想而知。 元符三年，宋哲宗病逝，宋徽宗即位，旧党在向太后的支持下重新抬头，孟氏被接回皇宫，恢复皇后名号。因刘氏已被封为元符皇后，为了加以区别，孟氏被称作元v皇后。不料，次年向太后病逝，继而又发生了元v党人事件，宋徽宗任用新党，贬谪旧党，失去了向太后这座靠山的孟氏再受牵连。崇宁元年十月，孟氏二度被废，重回瑶华宫，名号改为“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 <！-- shwc end -->

说起“杨家将”，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但说起同一历史时期的“种(Chóng)家军”，听过的人却很少，其实种家军不论是对北宋做出的贡献，还是家族渊源都胜于杨家军，只不是杨家将走上了舞台，而种家军被封存于史书中。种家军英雄辈出，种家子弟五代从军，数十人战死沙场，种师道就是其中一位。 种师道出生于北宋皇祐三年的洛阳，他的从曾祖父是官至工部侍郎的名臣种放，祖父种世衡得到范仲淹器重，在西北边疆屡立战功，是种家军的创始人。种师道虽然生于武将世家，但他从小除了学武外，还师从当时著名的文学大儒张载，凭祖上恩荫入仕，补三班奉职，转为文官后担任熙州推官、主管同谷县，掌推勾狱讼之事。后升官去了原州担任通判，靠着家世与才学，种师道本该官运亨通，但无奈小人当道。他因为议论役法忤了蔡京旨意，导致贬官，随即又被蔡京同党诬告他“诋毁先烈”，将他罢官并列入“党籍”，此后足足十年远离官场。 种师道被屏废十年后，被再度起用，这次改任武职，被派到了祖辈世代经营的西北边疆。在边疆，种师道的聪慧机智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葫芦河、臧底城战中抗击西夏，立下诸多战功。在与童贯一同出征辽国时，劝说童贯放弃联金谋辽的计划，谁知童贯不仅不听他的意见，还将他秘密弹劾，种师道被责令以右卫将军身份致仕退休。代替他的人打了败仗后，宋徽宗又想起了他，启用他为宪州刺史，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又归任保静军节度使。 宋靖康元年，金兵挥师南下，宋徽宗急忙召种师道进京，加封他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有权自行征兵征粮。此时种师道已经七十多岁，被尊称为“老种”，得到朝廷的征召，他立即赶往京师。他带领的士兵人数不多，但一路毫不畏惧地进兵，并派人四处张榜。金军知道种师道的威名，不知虚实，果然不敢与之交锋，下令向被迁徙，种师道趁机率领部将顺利入京。 种师道率军进入汴梁时，宋徽宗已经将皇位提前交给了儿子宋钦宗。种师道提出阻断金兵归途，将之一举歼灭的计划，但朝中大臣仍然坚持议和。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宋钦宗以割地为代价换得金人退兵，此时种师道再次请求趁金人撤退之际突袭，但没被宋钦宗接受。后来种师道看出宋朝最后残存的军事实力也被消耗殆尽，形势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他推测金兵即将大举南下，上书请求宋钦宗迁往长安暂避锋芒，又没有被采纳。一腔报国志却屡次碰壁的种师道忧愤成疾，于十月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种师道去世第二年，金兵攻破开封城，徽、钦二帝沦为俘虏，北宋宣告灭亡。直到这时，钦宗才痛心疾首，后悔自己没有听种师道的建议。另外，金军进入汴梁城后，纷纷表示想拜见种师道，得知他已经去世后十分惋惜。后来种师道的侄子种洌护他的灵柩西归，途中遇到强盗，强盗听说是种师道的灵柩，纷纷下拜致奠，并且反赠金钱以表示敬意，其得人心如此。 种家军作为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将世家，为北宋国防做出积极贡献，可惜在北宋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提出的种种策略难以得到实施。拥有如此良将却依然无力回天，也可见北宋的灭亡确实是命中注定。

历史名人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秦少游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大作家苏轼的一生收过几位弟子，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弟子就是秦少游，他也是“苏门四学士”之中最优秀的一位词人。 苏轼比秦少游年长十二岁，苏轼虽然是秦少游的师傅，但他们在生活之中，也是特别要好的朋友，苏轼比秦少游出名的更早，那个时候，秦少游还只是一名学生，他十分欣赏苏轼的才华，于是就拜在了苏轼的门下，成为了“苏门四学士”之一，而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秦少游与苏轼的妹妹苏小妹之间的爱情故事。 相传，他和苏小妹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人，他们相识于苏小妹的“比文招婿”，在这场比试上面，秦少游凭藉着自己的才情与才气，得到了苏小妹的青睐。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秦少游与他的师傅苏轼的风格却不是同一派别，苏轼的主要是派别是豪放词派，而秦观主要是在婉约派中地位突出，是北宋婉约词派的杰出代表。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研读秦少游的诗词，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秦少游的诗词中也会有苏轼的影子。 苏轼和秦观在“元佑党争”之中都受到了惩罚，被贬谪到十分荒凉的地方，因此导致他们的经历都十分的相似、思想也很接近、政治态度也很一致，所以两个人的作品必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在患难期间，请关于苏轼结下了生死之交，以数十年间以来，患难与共。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讨论诗词的创作，因此两个人的诗词肯定有相互影响的地方。 例如秦观的有一首词《念奴娇(过小姑山)》 念奴娇(过小孤山) 宋代：秦观 长江滚滚，东流去，激浪飞珠溅雪。独见一峰青崒嵂，当住中流万折。应是天公，恐他澜倒，特向江心设。屹然今古，舟郎指点争说。 岸边无数青山，萦回紫翠，掩映云千叠。都让洪涛恣汹涌，却把此峰孤绝。薄暮烟扉，高空日焕，谙历阴晴彻。行人过此，为君几度击楫。 这一首词秦少游思想飞扬、境界非常的开阔，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豪放词派的影子，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是受到了苏轼的影响。 师徒两人不仅在风格上面，而且在思想内容上面，诗词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秦少游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青楼，因此，他写下了很多诗，这些诗都与青楼的歌妓相关，但是秦少游并没有把歌妓当作自己的玩物，而是采用一种平等的态度去对待，这些诗的大部分语言都非常的清新脱俗，态度很端正，这一点正是受到了苏轼的影响。 苏轼也写过不少与歌妓有关的词，但是，苏轼的词与柳永、欧阳修、黄庭坚等人的词有着天壤之别，具有品格高下之分，秦观敬仰苏轼，或许正是由于苏轼的人品和文风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由于秦观学到了苏轼的这些方面，才使得秦少游的很多诗词也感情真挚，思想健康。 因此，无论是风格语言还是思想内容方面，秦少游的诗词，都受到了苏轼诗词的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