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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公的《寒食帖》，千百年来被尊为第三行书，神品。 而解读起此帖来，论者每每要说到书者心情起伏，故书作气息跌宕；又谈到这两首诗，说表达了诗人郁郁不得志，愁苦烦闷的心境云云。 然而事实，却未必如此。 我们知道，苏轼被贬黄州，是源于乌台诗案。本来是要杀头的，但居然活了下来，大难不死，此时的东坡应该感天谢地才对，如果为此而愁苦烦闷，也未免太矫情了。 被贬黄州是苏东坡命运的转折点，年过不惑遭遇此变，可以让人变得颓废，也可以让人变得旷达，很幸运，他成为了后者。 几乎所有研究并理解苏东坡的人都能得出这个结论：黄州之贬，使一个天真的苏轼，变成了老练的东坡。 《寒食诗》开篇便道“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那么我们就看看，“我”在黄州这三年，都发生了什么。 人间有了苏东坡 元丰三年（1080年）的二月初一，苏轼到了黄州。这一年，他主要是适应新的环境，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他跟当地太守相处不错，而民兵连副连长（团练副使）的位子实在清闲，他就向太守讨要一块荒地，准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得到这块地已经是转年的春天了，此时新宅“雪堂”已经建好，地就在东边的坡上。他联想起自己的偶像白香山有一块东坡，于是干脆，他把这名号送给了自己。苏东坡真是个天真烂漫之徒，盖房子时下雪，房子便叫雪堂；地在东边坡上，自号便是东坡。 今人起名煞费苦心，名字往往佶屈聱牙，远不如前人来得自然随意。孔子生儿子，恰逢有人提了鲤鱼进来，此子便叫孔鲤。昔日民间“狗剩”遍地，“铁蛋”满街，倒是得了圣人真传了。 快乐的农民 苏东坡有了块地，但他不是地主，而是农民。 判断地主和农民很简单，就是种不种地。 苏东坡是种地的，他在写给朋友的诗中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周围的邻居和朋友都来帮他，短短两年间，在他雪堂周围十几亩地里，已经柳树成荫，果树成行，茶园竹林茂盛，稻场麦田俱兴了。 在务农期间，苏东坡美食家的潜能得以开发，他发明了流芳千古的东坡肉：“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他还发明了一种东坡汤：用两层锅，上层放米饭，下层放各种青菜，加水慢煮，待到熟时，米有菜香，菜有米味——对不起，写到这儿，我忽然想吃蒸汽海鲜了…… 其乐融融的朋友圈 大约来黄州的第三年，苏东坡还收获了一份新鲜的“爱情”——纳朝云为妾。这个在杭州买来的小丫鬟天资极高，12岁到苏家才读书习字，却进步神速，很快成了东坡的助手和知音。 有个段子说，苏东坡敞怀晒太阳，指着自己的大肚子问家人里面是什么，大家七嘴八舌，有说诗书的，有说天下的，东坡频频摇头。这时朝云说了句“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才哈哈大笑起来了。 除了家人的和睦，还有朋友的关照。 在黄州的几年，苏东坡周围聚拢了一批好朋友，有和尚，道士，医生，农民，无论家长里短，琴棋书画，都能聊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其中最好的一个朋友是陈季常。还记得吗，《新岁展庆帖》便是写给他的，他有个“河东狮吼”的夫人——（935年前的大年初二，苏轼写下此帖……） 而且，在黄州苏东坡第一次见到了米芾，这位比他小十几岁的兄弟，居然无视旁人的眼光前来拜访，这行为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米芾也没有白来，和东坡谈话之后，他始学晋人，向个人书法的巅峰迈进了。 以上就是苏东坡来黄州这三年的大体情形，“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看东坡诗集，在那一时期的诗文，很少有这样“悲情”“凄苦”的风格。而且，就在写寒食诗的这年的秋冬，苏东坡两游赤壁，写下旷世宏篇《前后赤壁赋》，这样的文章，岂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能写出来的？而神品《寒食帖》，哪个书家能在愁苦烦闷中写得出来？ 因此，我大胆推测，寒食诗与寒食帖，完全就是老练的苏东坡一个游戏之作。和谁做游戏呢？和那些曾经陷害他、至今敌视他的当权小人们。你们不是看不惯本人舒坦吗，那好，我就“苦”一个给你们看看。牛逼的人落魄当老鼠，也要当一只调戏猫的老鼠。 作为学生和知己，黄庭坚是最懂苏东坡的。在20年后，黄庭坚见到此帖，几乎是带着微笑题跋的：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在黄庭坚眼中，苏东坡哪里有愁苦，此刻他的诗比李白还潇洒，他的字比单纯的颜真卿、杨凝式还丰富，根本就是神来之笔。 不过，看完黄庭坚的题跋，我们会有一个遗憾，那就是苏东坡终于没能见到山谷的几行字，否则，那将是书法史上一个多么美妙的故事！ 苏东坡《寒食帖》全卷（台北故宫藏）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成为蜀汉国的皇帝，同时将年号改为建兴元年（公元223）。在完成了登基、册封皇后等一系列程序性的事项以后，他又派出使者前往吴国，以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孙权也遣使回访，以表明两国的亲善友好。所有人都知道，刘禅这个皇帝只是一个牌位，蜀汉国实际掌握权力的是诸葛亮。刘备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还让刘禅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他，刘禅也是“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也是在《后主传》和《诸葛亮传》当中同时记载了这件事情。本来，刘备在上一年的十月已经和吴国签订了和约，至此不过是一年的时间，诸葛亮为什么要和东吴人重新签订和约呢？ 这是政权更替必须要走的程序 封建社会，皇帝死了要由他的儿子来继承，不管他的这个儿子是个英才还是一个窝囊废，都必须如此，这就是所谓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宗法制度。但有一个问题，老子的那个位子儿子可以继承，老子的政策和所用的人儿子不一定一成不变全部“继承”过来。尽管嘴上说得是所有的都不能改变，但实际上一成不变的事情是少有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所以说，当一国换了国君，新的国君上任，有些事情是需要重新确认一下的，以便表明新国君的政策动向。按理说，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事情应该是国君行为，但蜀国情况特殊，权力都在诸葛亮手中，所以，除了以刘禅的名义，还要有诸葛亮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以上两传才都记载了这件事情。这也是诸葛亮这个新执政需要重新确认的事情，也是让吴国人明白，蜀国人的这一决策没有变。当然，这儿说的是确认，是因为刘备在世时就已经建立了这种关系，诸葛亮只是表明一下态度而已。 这是诸葛亮给蜀国定的国策之一 诸葛亮的隆中对中曾有设想，要想夺取中原恢复汉室，要在刘备取得西川后，兵分两路，一路出秦川，一路出宛洛。关羽丢了荆州以后，宛洛这一路显然是走不通了，诸葛亮就是对这一战略思路的调整。本来，刘备是想继续走这一路的，所以他才会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执意要东征伐吴。诸葛亮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他是反对派却是毫无疑问。伐吴失败后，诸葛亮有句话说：“法孝直如果在世，一定能劝阻主上，使他放弃东征的决定。”刘备一死，诸葛亮彻底放弃了宛洛一路，专心致志地北出秦川。但是，率军北伐首先要解除后顾之忧，这个“忧”就是平定南方和和好东吴。纵观诸葛亮执政时期，东部始终都没有战事发生。当诸葛亮放弃了东线以后，荆州地区虽然还是有战事发生，有时候打得还很热闹，但那只是在魏、吴两国之间进行，并不干蜀国什么事。即便是在诸葛亮死后，他的继任者也没有和东吴发生大的战事，这就说明，这项政策已经成为蜀汉国的上下共识。 应对内部矛盾的需要 刘备的这个蜀汉国的地盘，是从同宗兄弟刘璋手中夺来的，而帮助他夺取西川的骨干成员大多是荆州人士，这样一来，刘备的蜀汉国在表面看似一致的情况下，内部却是分成了好多利益集团。现在一般把他们分为荆州集团、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刘备在世的时候，他可以靠着自己的威望摆平各方面的关系。刘备是皇室之后，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厉害的一块金字招牌，很多人吃这一套。另外，刘备当过徐州刺史、豫州刺史和荆州刺史，不管是他人给的还是自封的，都说明了这个人的经历不凡。原来的主子刘璋都投降了，其他人还能怎么样？但刘备一死情况就不同了，刘禅少嫩不更事，诸葛亮出道晚，当地人不一定服气他。所以在刘备死后不久，益州的大姓雍]就造反了，（zangke）太守朱褒也造反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蜀国主动和吴国再续签约，因为蜀国需要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 害怕趁机来伐 蜀国“新遭大丧”，可不是一般的死了一个皇帝，而是一个在大败之后的开国皇帝死了，这在蜀国来说是大难，而在魏、吴两国来说也可能是可资利用的时机。还在夷陵之战时，刘备就派出了黄权的部队住在江北，以防止魏国趁机来袭，后来这支部队也是投降了魏国，而不是吴国。这说明，吴、蜀两国交战，魏国并没有闲着。刘备逃往白帝城时，东吴有将领建议乘胜追击，可以一举擒获刘备。陆逊以为，不宜继续作战，以防曹丕以帮助讨伐刘备为名，实则对东吴另有所图。也就是说，只要魏、吴两家相互结合，任何一家都可能进攻蜀国。同样的道理，只要两家相互猜忌，蜀国东部就会相对安全。这也是诸葛亮非联合东吴的原因所在。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他似乎和东吴有一种战略上的默契，就是两家必须联合，一旦争斗，得利的可能就是魏国。而东吴孙权那边，也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对他们生命攸关的荆州地区，而不愿意走这条艰难的蜀道，从而形成了两家长期的和好状态。这是当时的政治家必须看明白的问题，诸葛亮和孙权都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为了自身需要，这和约必须得签订。

董卓是个人物，以前曾经因为征剿黄巾军不利，涉嫌违法犯罪，可是他却通过巧妙地脱胎换骨，把坏事说成好事。居然一步步入主中央，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大员，董卓是如何做到的，又是何人对董卓进行巧妙包装的呢？ 董卓是这样做到的： 其一，金钱铺路，通过贿赂朝廷权贵十常侍，让十常侍为自己洗刷罪名。俗话说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此招的确果然能让朝廷对自己刮目相待。 其二，密旨公开，董卓接到何进的矫诏以后，即刻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表章：窃闻天下所以乱逆不止者，皆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之故。臣闻扬汤止沸，不如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毒。臣敢鸣钟鼓入洛阳，请除让等。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话语写的慷慨激昂，表明自己与张让之流势不两立，一副忧国忧民的心肠。完全没有昔日找十常侍奴颜婢膝的丑恶嘴脸。 其三，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董卓接到何进的矫诏后，立即点起军马，陆续便行;使其婿中郎将牛辅守住陕西，自己却带李唷⒐汜、张济、樊稠等提兵望洛阳进发。只是最主要的，有了兵马，就能站稳脚跟。 其四，大摆空城计。其实董卓本没有多少人马，据历史记载：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这便是董卓的高明之处。董卓怕自己的兵马威慑不住朝廷大员，仅仅有三千个人，就在四五天内，每天晚上带着士兵外出，白天再带着士兵回来，如此反反复复，让人们误以为自己人多势众，而且当时人们都知道董卓自小在西凉长大的，西凉人比较野蛮，西凉的战斗力比较强。 其五，趁机结果军队。何进死后，一时权利处于真空地带，董卓快速的抓住了军权，接收了何进的队伍，并且收编了何进弟弟何苗的部队，一时间带兵的多向董卓靠拢。 其六，对当今时局进行重新洗牌。乱世出英雄，董卓浑水摸鱼，他不怕社会乱的不像样子，趁机对当时社会进行新的洗牌，让当今皇帝下课，又重新推选了另一位刘氏皇子做皇帝，然后自己立为相国，此举奠定了自己在朝堂上一言九鼎的地位。 应该说董卓能这样做，得益于手下的谋士李儒，毕竟李儒是个有远见的人，也是他让董卓的势力一步步增强。只可惜在董卓手下，李儒渐渐变得目光短浅，最后和董卓一样，死无葬身之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夏桀商纣，他们都是历史上有名暴君。桀是夏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商纣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他们的共同点是残暴的对待民众，因此悲惨的结局便是免不了被其他王朝所替代。 商纣王号帝辛，是中国历史上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位三十年，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征伐东夷、开疆拓土。 历史真实的商纣王非常残忍，但是他并不是一个酒囊饭袋，商纣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商纣王从小就能言善辩，能把错的说成对的把死的说成活的，商纣王就是凭借这样的本领征服了很多糊涂的诸侯。后来的商纣王自以为是，逐渐养成了一种骄纵的习俗，最终毁了自己和商朝几百年的江山。 说起商纣王的残暴我们不得不谈下一个当时的绝代美 女-苏妲己。根据历史记载商纣王攻打苏氏，苏氏为了避祸便全国选美女贡献给商纣王，这个苏妲己就是这个时候被当做礼物送给商纣王的。商纣王自从得到妲己以后自然也不理会苏氏了，每天的纵情声乐，歌舞升平。商纣王为苏妲己建了一个高过千尺的鹿台，并且用各式各样的珠宝放在鹿台的各个角落。 曾经有人说商纣王在玩乐这一方面比上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夏桀有过之而无不及，商纣王把有事上奏的大臣冷在门外自己在鹿台尽情淫乐，纣王和妲己让下面的男男女女脱光了衣服跳舞，干一些不堪入目的事情，甚至命令乐师创作了不少淫乐的音乐。 提起商纣王当然不能光说他的淫乐，商纣王的残忍也是出了名的。尤其是那个炮烙之刑，简直残忍到了极点;据说这种刑罚方式是苏妲己发明的，具体刑罚流程本人不忍细说，想详细了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

中国人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不知从何时起。不过直到今天，对长者、尊者直呼其名都是不礼貌的。农村小孩之间骂架，互相指着鼻子叫对方父母的名字，便是一种侮辱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过去的人在自己文章中不得以需要祖辈、师长的名字时，总是称“讳某某”。不过屈原在他的《离骚》中说到：“朕皇考曰伯庸”，而不说“讳伯庸”，他也不用像林黛玉那样，写母亲的名字“敏”时，故意缺笔。是否当时名讳之规矩还不是很盛行？ 也许，在古人的心目中，名字和生辰八字有着特殊的魔力，和这个人的生命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巫师作法，诅咒一个人，就会做一个小人，写着那人的名字和生辰，然后恶毒地行法，比如《红楼梦》中的马道婆受赵姨娘委托，如此来对付王熙凤和贾宝玉。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讳越是碰不得，而那些没什么势力的老百姓，除了自家孩子，别人直呼其名他也无可奈何。皇帝富有四海，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因此避皇帝的名讳范围最广，皇帝的名字，简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历朝历代，最大的敏感字眼，便是皇帝的名字。除此之外，其他的敏感字、敏感词并不多，秀才们做文章时，只要留心别去碰圣上名讳这个大地雷，不用煞费苦心给更多的词找一个替身。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忌讳就格外多了起来。除皇帝的名讳外，许多词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会掉脑袋。 历史，臣民们的上表中不许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则就会龙颜大怒，杀意顿起。因此那时候连“医生”都改成了“医士”。而且他这种忌讳扩大得让人摸不到边，一个人上表中有“取法象魏”，他念成“去发”，去发不是当和尚吗？又是讽刺老子龙潜时当和尚那段经历，没说的，让人把这人推出去“咔嚓”一声砍掉。 说白了，朱元璋这心理和阿Q没什么区别，因为自卑、因为不自信，总怀疑别人瞧不起他，哪怕打下了花花江山。阿Q因为头上有癞疮疤，便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直至忌讳说“光”、“亮”。别人犯了他的讳，力气小的他就打，口拙的他就骂。可这样一个流浪汉，一般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连王胡、小D这样的人也敢公然冒犯他的忌讳，他只能肚子里骂娘。要是他和朱元璋一样当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估计王胡、小D之流都得死。 朱元璋的忌讳太多，多得连老百姓取名，都不能用某些字，如“天、国、君、臣、圣”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医”也在禁止取名的范围之内。这么多的敏感词可把那些做大臣的吓坏了，这拍马屁风险太大了，搞不好把身家性命丢了。可马屁文章又不能不做。礼部官员斗胆恳求皇上，下一道表式，规定哪些字、词不能用，让臣民心中有数，便于遵守。这洪武帝还不算太混账，便让翰林学士设计了一份谢恩表的格式，颁布给各有关部门，以后要上表谢恩，就照着这份填空就行了。这下文武百官心头的石头落了地，拍马屁的风险一下子就降低了。

涮羊肉的发明与忽必烈有关。忽必烈率军远征，嫌伙食太差，想吃清炖羊肉。厨子便宰杀羔羊，剔选羊肉准备做。可敌军突然来袭，厨子情急之下把羊肉切成薄片，放在锅里混乱搅和一下，就捞出来，放点配料，给忽必烈端去了。忽必烈肚子咕咕叫直叫，吃完就披挂上阵去了。没过多久，忽必烈就凯旋了。回朝后，忽必烈不忘厨子的功劳，就让他再做一次，并说味太淡，该多些配料。文武大臣吃后，皆竖大拇指。忽必烈高兴，给这道新菜赐名“涮羊肉”。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当年便遣派使者进藏，调查沿途道路情况和清查户口，设置驿站。从紧靠内地的藏族地区，直到当时西藏的政教中心萨迦，共设置了27个驿站。 马可波罗眼中的忽必烈：“号称大汗或众王之王的忽必烈是一位中等身材，不高不矮，四肢匀称，整体谐调的人。他面貌清秀，有时红光满面，色如玫瑰，这更使他的面容增色不少，他的眼睛黑亮俊秀，鼻子端正高挺。” 马可波罗对于忽必烈选妃子过程的记载：“当挑选大臣到达那日，就命令该地全部的青年女子会合起来，指派适当的人加以考察。他们经过精心的观察后，也就是说将头发、面貌、眉毛、口、唇与其他部位以及相互间的搭配一一观察后，按照美丽的程度将女子们，分为十六、十七、十八、二十或二十一等几种类型。大汗所要求的大约是二十至二十一的美人。挑选大臣的使命也就到此为止。凡当选的美人皆立即送往大汗的宫廷。” 马可波罗对于忽必烈在元旦日穿着的记载：“大汗忽必烈身穿白衣。后了解到，在蒙古人民心中，白色是纯洁美好的象征，他们在元旦日穿上白衣，希望一年到头永享幸福安康。” 马可・波罗曾说：“汗八里（即大都，今北京）城内以及和十二个城门相对应的十二个近城居民之多，以及房屋的鳞次栉比，真是非想象所能知其大略的……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朝廷所吸引，不断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皆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大都城内还有米市、皮毛市、牛马市、铁市、骆驼市、珠子市、沙剌（即珊瑚）市等集市贸易，商品甚为丰富。”

《红楼梦》中，每当关于刻画贾宝玉与贾政父子相见的场景，都是写得书内外人为怡红公子捏把汗，一个顽劣不化的纨绔子弟，一个是朝兢夕厉的严父，大众的印象里，宝玉在贾政面前，如武阳之入秦宫硕鼠近窥悍猫，唯唯诺诺言听计从。觉得要是贾政雷霆震怒之时，宝玉就是有屁也得夹紧，更不要说这样时候敢去反问甚至敢去质问。 然而《红楼梦》的作者并非总是这样安排每一次父子相逢，竟有反其道而行之文，安排了贾政不快之际，宝玉“跳马卧槽”反将一军的情节。 《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说着，引众人步入茆堂，里面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贾政心中自是喜欢，却瞅宝玉道：“此处如何？”众人见问，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说好。宝玉不听人言，便应声道：“不及‘有凤来仪’多矣。”贾政听了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宝玉忙答道：“老爷教训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众人见宝玉牛心，都怪他呆痴不改。今见问“天然”二字，众人忙道：“别的都明白，为何连‘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未及说完，贾政气的喝命：“叉出去！”】 明王朝的过眼云烟，“清幽气象”是他们提醒身处大清，当操俊杰识时之务。对于这种处事态度成为社会主流时，作者借宝玉之口进行反驳清人入关的不义之举。 宝玉强调“天然”，是指大明政权的旁落或者王朝的更替，应该是自然的，应该是汉人文化与文明的传承和延续，即便不是朱元璋的子孙继承江山，也应该是另有别姓汉人延续，而清人入主，犹如“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唐突而不和谐，虽然改朝换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作为清人统治汉室江山，作者借宝玉论“天然”之文，曲折表达其不合理性和排斥感。因此“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表达占有的非合法感受。 当然，很多读者很难接受《石头记》复杂的思想内涵，受到主流红学毒害太深，认为这是牵强附会的解读，不过只要自己用心解读，总有一天会明白作者的用心，总会明白作者为何很多故事情节安排违反着常规法则。 蔡元培先生早在民国时期就指出，《石头记》的思想就是“悼明之亡，责清之失”，这种高度凝练而又卓越的观点，因为胡适开创荒唐的“新红学”以来，被打压得鲜为人知，如何读出作品中的悼亡与责清，需要读者能够抛开一切主流红学思想，自己潜心揣摩才能豁然开朗。

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 归休已作巴陵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 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 这首诗名为《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是杨慎死前20多天写下的，语极凄伤，可谓字字血泪。诗的背后，隐藏的是杨慎一生的巨大悲剧。 一门三代进士，还出了一个状元 杨慎，字用修，别号升庵，出生于四川新都一个官宦世家。祖父杨春，成化十七年进士，官至湖广提学佥事；父亲杨廷和，成化十四年进士。杨慎是杨家入仕的第三代，正德六年24岁时参加会试，殿试第一成为本科状元。一门三代进士，还出了一个状元，这样的家族不仅在新都，就是在全国亦属罕见。 杨家三代官员中，官做得最大的当数杨廷和。他入仕46年，除嘉靖三年丁父忧回家守制三年外，余下43年全在京城为官。到武宗皇帝驾崩时，杨廷和已是首辅。 武宗一生亲近过的女人难以计数，却没有生下任何儿女。因此，他这一死，便没有法定的子嗣来承继皇祚。按规定，必须在武宗近支的宗藩中寻找一位“皇子”来承祧，主持这项工作的便是杨廷和。 当时有三个人都有条件继承皇位。经过一番考虑，杨廷和选中了朱厚熄。朱厚熄的父亲朱祜杭，是孝宗的弟弟。武宗皇帝是孝宗皇帝的独子，朱祜杭是他的叔叔，朱厚熄是他的堂弟。 武宗皇帝死时，朱厚熄15岁。在杨廷和主持下，朱厚熄继位。 杨廷和谙熟朝廷掌故，朱厚熄来京后，他便要这位即将登基的皇帝办一个法律手续，过继给他的伯父孝宗皇帝。这样，朱厚熄将以孝宗的儿子而不是侄子的身份来嗣位。这种做法叫承祧。朱厚熄满口答应，因为他知道，如果不答应，这个皇帝就轮不到他做了。 但是，当朱厚熄登基成了名副其实的嘉靖皇帝后，立刻就变了卦。他登基后的第六天，就下诏群臣讨论如何尊崇他的亲生父母。当杨廷和以“承祧”的原则提醒他时，这位15岁的皇帝恼下脸来狡辩说：“孝宗本是伯父，如何变成了父亲？兴献王本是朕生父，如何又变成了叔父？这样绕来绕去不妥当。” 从此之后，围绕这个问题，嘉靖皇帝与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进行了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斗争，一直斗到嘉靖三年正月，嘉靖皇帝如愿以偿，终于将“兴献王”改成了“皇考兴献帝”。 杨廷和眼看局面无法挽回，愤而致仕回到四川新都颐养天年。这件事，是明史嘉靖朝中有名的“大礼案”。 然而大礼案并未因杨廷和的去职而停止，反而更加激烈。 发配充军 永不赦回 谈到大礼案，不能不说说桂萼与张璁这两个人。桂、张二人都是嘉靖皇帝登基前不久的新科进士。特别是桂萼，考中进士时已年满47岁。若要按明代官员的考成法，他就是勤勤恳恳干到60岁，能当到七品县令就很不错了。大礼争议兴起时，桂、张两人都属于观政。所谓观政，并非实职，只是正式任职前的一种锻炼，若安排在刑部，就叫刑部观政；安排在礼部，就叫礼部观政，以此类推。吏部根据该人在观政期间的能力和表现，再授以实职。 大礼争议初起，由杨廷和领导的文官集团几乎是一边倒，坚持嘉靖皇帝应该将孝宗认作“皇考”。初登大位的嘉靖虽心有不甘，但还没有力量战胜内阁。因为，尽管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但必须一呼百应方能奏效。让嘉靖皇帝憋气的是，其时一呼百应的是杨廷和而不是他这个一言九鼎的皇帝。 应该说，杨廷和坚持的是正确的东西。历史中关于“承祧”的游戏规则，在他看来不可更改。这是文人政治家可爱的一面，亦是可悲的一面。就在大礼争执陷入僵局，皇帝与首辅处于对峙的阶段，有两个人站出来打破了平衡，他们就是桂萼与张璁。 两人看出嘉靖皇帝的焦躁与不满，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们出人头地的绝佳机会，于是策划于密室，各自写出反驳杨廷和奏章上呈。大意是“凡大孝根心之人，未有不敬重亲生父母者。敬父母就是敬祖宗，敬社稷。皇上为亲生父母正名，是天底下第一等的孝子，是苍生百姓的楷模。” 嘉靖收到这道奏章后，大喜过望。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本来就很脆弱，桂、张二人的奏章立刻就打破了平衡的格局，杨廷和等大臣随即陷入被动。 桂萼、张璁两人迅速升官，先后被调往南京任刑部主事。如果说观政级别相当于科长，这个刑部主事就相当于正厅级干部。 桂、张到了南京，又迅速纠合在一起，就大礼案继续给皇上写奏章。嘉靖皇帝有了奥援，态度变得非常硬，导致内阁大臣的总体辞职。 杨廷和一走，文官中再没有像他这样精明强干坚持原则的强势人物了，相权再也无法制约皇权。杨廷和致仕回家时，嘉靖已经18岁。经过3年的磨炼，他已从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变成了猜忌刻毒的政治家，不但懂得报复，也懂得权术。于是变本加厉，决定提拔一批忠实于自己的官员。在他眼里，最应该受到重用的，当然还是桂萼和张璁。但他知道单单提拔桂萼和张璁，会引起朝臣的非议。于是采取迂回措施，决定补充八名翰林院学士，将桂萼与张璁放于其中，打头的，却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 抛开杨廷和的因素不讲，仅就杨慎个人的学识与资历而言，也足以服人。正德六年考中状元后，当上翰林修撰，官阶六品。后因母丧，丁忧三年，于正德十二年回到京城，官复原职。武宗皇帝当年八月出居庸关，以巡边名义到塞外寻欢作乐，杨慎上疏力谏，武宗对他很不高兴。时杨廷和在首辅任上，大约是出于对儿子的保护，当年杨慎以养病为由辞官离京。杨慎第三次进京，是嘉靖继位之后不久，他被安排为经筵讲官，当上了嘉靖皇帝的老师。 嘉靖皇帝对这位老师没有好感，因为杨慎总是利用讲课的机会，采用古代的事例对他施政的不妥之处进行规讽。但一来碍于杨慎的名气，二来也因为他是杨廷和的儿子，故这次选拔翰林学士，还是把杨慎列为第一人选。 但杨慎不买这个账。得知任命的消息后，由他领头，翰林院36位同事一起附名，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内中有这样一段： 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亵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 嘉靖皇帝收到这封奏章，震怒非常。他下旨切责，并给以杨慎为首的上奏章者罚俸三月的处分。过了一个多月，嘉靖决定改父亲兴献王的封谥“本生皇考兴献帝”为“恭穆皇帝”，一时舆论大哗。桂萼上书皇上请求召对大廷，以明国是。嘉靖准奏。在朝廷的争论中，张璁与桂萼以13宗罪指斥反对改谥的廷臣为朋党。大臣何孟春一一驳斥。但这种争论对嘉靖不起任何作用，他依然维持父亲为“恭穆皇帝”的决定。 朝会后，在何孟春的倡议下，京城各大衙门共有129名官员聚集在左顺门，伏跪请愿。杨慎与何孟春同气相求，对聚合的众官员慷慨陈词：“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话虽不多，但字字金石，掷地有声！这些官员中有内阁大臣、六部尚书，也有给事中、翰林学士，都是朝廷栋梁。他们从早上七点跪到下午一点，不肯散去。嘉靖皇帝派锦衣卫前来Ｚ压，捕捉了领头的8个人。杨慎拍着左顺门大哭，不肯退去的官员也跟着一起哭，声震内廷。到这地步，嘉靖皇帝绝不肯退却，他下令将所有伏跪请愿的官员共134人下锦衣卫大狱。两日后，下旨廷杖杨慎等160余人。10天后，余怒未消的嘉靖下令将杨慎等7人二次廷杖。这次大礼之争，共有18名官员死于酷刑之下，180多人被贬职废黜，8人永远充军，不可赦回，杨慎即其中之一。凡事不怕忘记，就怕惦记 关于这场大礼之争，当时北京城中传出一首童谣： 太庙香炉跳，午门石狮叫。 好群黑头虫，一半变蛤蚧，一半变人龙。 无疑，桂萼、张璁都是蛤蚧之类；而杨慎则是受人敬重的人龙。但是，蛤蚧之流从此居庙堂之高，而人龙则只能处江湖之远。 八月份，正当杨慎在缇骑兵的押解下，离京前往谪戍地云南永昌之时，张璁骤升为二品大臣，入阁参赞机务。兹后不过三年，张璁便荣膺首辅之职，桂萼也沐猴而冠当上内阁辅臣。这两人在大礼案中狼狈为奸，兹后却分道扬镳，为争权夺利斗得驴嘶马喘。但有一点两人永远一致，那就是对待大礼案被贬黜的官员，始终采取高压手段，决不给予平反。 嘉靖三年，杨慎未过中秋，便带着妻小离开京城，踏上了前往云南的谪戍之路。一路跋涉近五个月，于嘉靖四年正月来到永昌。一到军营报到，换上罪卒的衣服后，杨慎立刻感到失去了尊严。孤苦无助中，他写了《军次书感》这首诗： 凭高一望倍凄然，日暮乌啼生野烟。 天地侧身孤旅外，江湖短发乱兵前。 屈平憔悴渔翁问，韩信栖迟漂母怜。 何事穷愁无伴侣，东风独坐感流年！ 出身官宦世家的杨慎，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突然变成囚徒，物质与精神两种优越感顷刻间丧失净尽。但是事情并没有终结，记恨的嘉靖皇帝，在处分了杨慎之后，又于嘉靖七年褫夺了致仕在家的杨廷和所有封赠与爵秩，将其削职为民。第二年，这位有功于社稷的大政治家，便含愤罹疾，死于家中。 杨慎初谪的那几年，朝中君子几乎损失殆尽。张璁、桂萼之类的小人当政，即便不肯同流合污者，也决不敢抗命为杨慎等谪官说话。到了嘉靖十六年，在大礼案中得到好处的官员，几乎都已致仕。这时候，有些官员便开始委婉地劝说嘉靖皇帝给受贬者一个出路。嘉靖皇帝部分采纳了建议，对大部分受贬官员作了不同程度的改正。但对丰熙、杨慎等领头闹事的8人，则坚持原来的处罚一一在各自的充军地永不赦回。 明代以孝治天下，孝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嘉靖与杨慎，都是堪称楷模的孝子。嘉靖不惜大兴冤狱，也要为其父兴献王弄一个皇帝称号，杨慎不惜以身殉国，也要坚持父亲杨廷和议定的大礼。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遗憾的是，嘉靖与杨慎都认真过了头。 时至嘉靖二十七年，因大礼案谪戍的140多人在吏部的一再提请下，赦还归田的有136人。丰熙、杨慎等八人，属于永不赦还之列。嘉靖对杨慎的仇恨太深了，他深居大内，几十年中，总不会忘记杨慎，经常问：“杨慎云何？”常言道，凡事不怕忘记，就怕惦记。有嘉靖皇帝这么“牵肠挂肚”，杨慎就不会有出头之日。 关于戍边充军，按律，凡年满60岁者，可以返回家乡。但杨慎满了60岁后，主动申请却没人敢受理。这样捱到68岁，他才以垂老之年请假返乡，在泸州住了将近三年。但是，由于嘉靖皇帝的又一次询问，流戍地与借居地的官员都十分惊恐。两地派出枪兵，将年近72岁且体弱多病的老人重新押解到永昌。返回戍所后，杨慎悲愤交加，写了《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这首诗。 尽管杨慎内心痛恨嘉靖皇帝，但到死也不敢公开指骂，只是说：“迁谪本非明主意”，而将自己一生的悲剧，归结到“网罗巧中细人谋”。这细人，就是桂萼、张璁之流。皇帝与状元谁能坚持到最后 嘉靖与杨慎，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状元；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一个代表政统，一个代表道统。两人都拒绝和解，拒绝屈服，都在与时间拔河，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不幸的是，杨慎比嘉靖大了17岁，年龄上不占优势。他病死戍所后，嘉靖还当了7年皇帝才离开人世。 1566年，嘉靖的儿子朱载厘继承皇位，是为隆庆皇帝。他登基当年，便给杨慎平反，追赠光禄寺少卿。平反书中载明是“奉遗诏”。意思是说给杨慎平反是嘉靖的遗旨。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政治策略，明眼人一看便知。 杨慎在晚年写过一首诗《毕节见滇老妓》：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白首话青春。 不须更奏琵琶曲，司马青衫泪满巾。 作为后代文人的我，看到这首诗心情创痛。一个文章盖世的状元，却只能在穷乡僻壤与一个花容不再的老妓女一起叹息命运的无常。这说明了什么呢？感慨唏嘘，感慨唏嘘！

中国处于地球北半球、欧亚大陆东部，大部分陆地位于北归线（北纬）以北，一年四季的阳光都由南方射人，朝南的房屋便于采取阳光。阳光对人的好处很多;一是可以取暖，冬季时南房比北房的温度高1-2度;二是参与人体维生素D合成，小儿常晒太阳可防予佝偻病;三是阳光中的紫外线具有杀菌作用，尤其对呼吸道传播的疾病有较强的灭菌作用;四是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早在原始社会，中国先民就按照坐北朝南的方向修建村落房屋，考古发现的绝大多数房屋都是大门朝南。到了商周时期，测量方向是选择环境的先行步骤，《诗・公刘》云：即景乃冈，相其阴阳。"后来，汉代政治家晁昏提出。在选择城址时，应当"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正吁陌之界。"北为阴，南为阳，山北南为阴，山东水北为阳。 坐北朝南，不仅是为了采光，还为了避北风。中国的地势决定了其气为季节型。冬天有西北利亚的寒流，夏天有太平洋的凉风，一年四季风向变换不定。甲骨卜辞有测风的记载，《史记・律记》云："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厂莫风居北方，十一月也。条风居东北，正月也。明庶民居东方，二月也。清明风居东南维，四月也。景风居南方，五月也。凉风居西南维，六月也。间间风居西方，九月也。" 风有阴风与阳风之别。沫沫可光过廷在《地学批南》中载："平阳原不畏风，然有阴阳之别，向东向南所受者温风暖风，谓之阳风，是无妨。向西向北所受都凉风寒风，谓之明风，直有近案这兰，否则风吹骨寒，主家道衰败了稀。"这就是说要避免西北风。 风水术表示方位的方法有：其一、以五行的木为东，火为南，金为西，水为北，土为中;其二、以八卦的离为南，坎为北，震为东，兑为西。其三，以历法的甲乙为东，丙丁为南，庚辛为西，壬癸为北。以地支的子为北，午为南。其四，以东方为苍龙，西方为白虎，南方为朱雀，北方为玄武。或称作："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低言之，坐北朝南原则是对自然现象的正确认识，顺应天道，得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光华，颐养身体，陶冶情操，地灵人杰。

宋江这人能做梁山泊首领，并不仅仅是他救了晁盖，并因为晁盖的关系当上了二把手，晁盖一死他就继任为第一头领。他所以能让兄弟们服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能说会道，善于协调和周边人的关系，这在郓城县如此，到了梁山泊更是如此。即便是一时兄弟们意见稍有差异，他也会在拿出自己的限制措施以后让兄弟们行事。比如那个李逵，很多次一定要违拗宋江，宋江总是要给李逵一些限制，无非是不准吃酒、收起板斧、跟谁行动就要听谁指挥之类。这样既能遂了兄弟们心愿，自己又有台阶可下，保住了自己的权威和面子。不过，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招安。这件事情宋江根本就不容兄弟们有异议，即便是很多人明确表示反对，宋江仍然是一意孤行，丝毫不考虑兄弟们的心理感受，甚至要借机杀掉救过他的李逵。 应该说，农民起义造反最好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自己当皇帝，方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不过，宋徽宗治理下的大宋王朝虽然已经是奸佞当道，民怨沸腾，但这个政权的力量还远远大于起义的农民军，要想自己当皇帝夺取政权或者和现在的朝廷分庭抗礼还不是合适的时机。比如说这个方腊，虽然是当了几天皇帝过了一把瘾，最终却是身首分离，一班部下也都跟着殉葬。他们还好说，毕竟壮怀激烈了一把，可是跟随他们的那些“喽”们可是惨了，死了的是“逆贼”，活着的是匪，家人也都算成了匪类。还有一条出路也就是招安了。问题是，宋江这个招安既露骨又急切，并不是在梁山众兄弟思想统一，外部环境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他见了人人都说可杀的高俅，表现出的那副奴才相实在是令人作呕！为了实现招安，他不惜走妓女的门子，也是为那个社会的正人君子所不齿。那么，宋江为什么这么急切地想要招安呢？ 宋江的一贯思想使然 宋江要朝廷招安，是骨子里的东西，既不是为了大众生灵免受干戈罢兵息战，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找出来的必经之路，而是本性使然。他杀了阎婆惜，流落到孔家庄，遇见了准备上二龙山落草的武松。这时候，他还是一名逃犯，自己惦记着朝廷能够大赦也就罢了，还不忘惦记着武松日后招安之事，而这时候，武松能不能上得二龙山尚且不知。宋江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在他看来，只有招安，才能成为英雄，“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声。”为了能够说服武松，它掩盖了不屑与“草寇”为伍的真实思想，说：“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事业。”临分手还不忘了再絮叨一番：“兄弟，休忘了我的语言。”在前面为阎婆惜介绍时，说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后来被逼无奈上了梁山，也能够骑马上阵，为什么就不能上二龙山？说到底，宋江的意识当中，他这个罪犯也比草寇强。他更不管武松内心是怎么想的，只管把自己的思想强行灌输给武松。武松两次都没有接这个茬儿，后来鲁智深、杨志更是反对招安派。 对于招安，宋江也消停过一阵子，那就是刚上梁山那会儿。这原因有二，一是宋江刚从刑场上逃生，惊魂未定，他时刻幻想着的那个朝廷不但没有饶恕他，还在连他的老爹也困在了庄园里，这让他一时失望透顶;二是梁山上的头领是人家晁盖，总不能连脚跟还没有站稳就推销自己的主张吧！等到他代替晁盖出了征，觉得有了资本，他那个招安思想又冒出了头。捉到呼延灼，他说“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见到宿太尉，他马上表明态度，他不是要造反，而是“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就是在卢俊义捉了史文恭，他要按照晁盖遗嘱把山寨第一把交椅让出来，也不忘了告诉卢俊义，将来要“归顺朝廷”。等到他找了一个道士玄通，破译了一个谁人也不识的蝌蚪文字，证明他们这些人都是上应天命，他那个招安之说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在重阳节这天，宋江写了一首《满江红》的词，仍然是“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哪知道武松等人心里非常反感这件事情，平常不说是抹不开兄弟面子，在这重阳佳节，你宋江不让兄弟们开心的过一个快乐节日，兄弟们可就闹心了。于是，武松叫了起来：“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黑旋风李逵更是把椅子踢碎。鲁智深虽然没有直接发作，但在宋江教训武松时，鲁智深明确表示：“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尽管后来众位兄弟都没有了话说，但重阳节那天，“当日饮酒，终不畅怀。”大家闹了个不欢而散。 这是他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 在招安问题上，梁山泊大致分为两派，拥护派和反对派。拥护派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有钱人，像柴进、卢俊义就是这一类。招安了，即便是没有官做，他们仍然可以回去过富豪的生活。二是当官的人，像呼延灼、关胜等人，这些人本来是来征剿梁山好汉的，一时失手自己成了俘虏，宋江给了他们一个期盼，能回到原来的官位上去，那实在是求之不得之事。本来他们就是想通过剿灭“梁山草寇”来扬名的，不成想立功不成，回又回不去，死又舍不得死，有招安这般好事，又怎能不坚决拥护？三是想当官的人，就是吴用、公孙胜。先说吴用，这是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封建时代，读书不做官谁会去读书？不想子弟们读书当官谁会去请先生？先生教学生说读书不要想着当官，谁会请这样的先生？所以，吴用无论是作为读书人还是教书人都是想当官的人，只不过他想通过科举这条路走不通罢了。现在，宋江给了他这样一条路可以实现理想，又怎会不坚决拥护？公孙胜是自己找到晁盖的，这样的修行之人哪像个修身养性之人？劫生辰纲是谋财，招安了是谋官职。更何况玄通道人弄得那番玄虚，说到底就是他公孙胜的密谋策划。 反对派也分为三类。一是鲁智深、武松，他们在官府里混过，但都是些办事员之类的人物，又是武林中人，官场上一些道道他们没有心思去琢磨研究，自然也就不知道当官利益所在;二是李逵，他是平民百姓的代表，只想到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让老娘跟着享几天福，剩下的就是自在快活，招安了，反而失去了这番快乐;三是林冲、杨志，这些人得罪的是当朝权贵，已经是家破人亡，只剩下孤身一人，招安了又将向何处去？何况这些人已经做过军官了，他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到梁山的，再回到那个原点上，无非是兜了一个圈子而已。 宋江当然是当官的一类，他在当官的过程中不知道捞取了多少好处，这不是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人能够感受到的。所以他们才会在招安问题上产生明显的分歧。 为的是保住自己的财产 招安了，林冲回到了原点上。那么，宋江就不会回到原点上吗？就当官这个意义上来说，宋江的确会回到原点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问题，宋江和林冲有着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宋江有家产可以恢复，林冲已经是无家可归。换句话说，梁山泊是宋江的暂时栖身之处，宋家庄才是他的根本;而反对派那些人，梁山泊是他们的立足之地。宋江为了恢复他的那份儿财产，已经不管兄弟们有没有安身之地了。当朝廷决定了要对梁山泊实行招安，但还没有具体的安置措施，宋江就亟不可待地让人到梁山泊“买市十日”，到了罢市之日，又亟不可待地“便要起送各家老小还乡”。亏得吴用出来劝他，说：“兄长未可。且留众宝眷在此山寨。待我等朝觐面君之后，承恩已定，那时发遣各家老小还乡未迟。”什么叫“承恩已定”？那就是对这一百零八人进行安顿。等到宋江被封为“破辽都先锋”，宋江立马就叫 “自家庄客，送老小、宋太公并家眷人口，再回郓城县宋家村，复为良民”。什么叫做“复为良民”？就是宋江的全部财产再次归他宋家所有。 到了这个时候，一切的答案都有了，有财产和想通过当官获取财产的人是招安的拥护派，没家没业没财产的人是招安的反对派。 那么，反对派的兄弟们为什么不一反到底呢？这是由他们的思想观念所决定的。一是他们找不到一条更好的路供兄弟们选择，也就是说，拥护派内心深处当然对招安心向往之，但反对派能提出一条更好的道路吗？李逵倒是提出来让“宋江哥哥”当皇帝，但这种顽童式的理想主义根本就不切合实际，不要说拥护派，就是反对派鲁智深、林冲等人也懂得这条路走不通。试想，凭梁山的人马，打一个曾头市都会搭上晁天王的性命，攻打并占领州府城池，行吗？他们闹一闹东京，把它搅一个翻江倒海可以，真正攻打下来属于自己，恐怕这些人还真的不敢想。二是兄弟义气让他们不得不服从宋江这个大哥，当然，他们也是真正从内心里服从这个大哥。用李逵的话说：“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他们每一个人都懂得，要把梁山上这各色人等聚拢在一起的，只有这个宋江大哥。换一种说法，因为宋江，才有了眼下这种局面。在讲义气的宋江大哥面前，心里就是再不舒服，也不能不讲义气。正因为如此，在他们冷静下来以后，即便是心里仍然是一百个不愿意，他们也不好再表示什么。 总起来说，宋江这番招安，总让人觉得有点儿窝囊。可能当时的人把他看作是及时雨，呼保义，可是通过招安这件事情，总是让我们现在的人对宋江爱不起来。这就让人有了一种纠结，对宋江其人，爱不得又恨不得。